初恋的乡村
（中篇）
刘志清
乡村是什么？乡村是那纯天然的没有被污染的天籁般生命的家园。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离乡村很近的县城，一个叫隆回县桃洪镇的地方，通俗讲法叫“隆回街上的”。而我少年成长的土地却是在乡村，那是我最初恋的乡村，灵魂深处的乡村，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乡村……
前段日子，到一个叫“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参观，见到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石磨。其中，一块大约达两米高的“母石磨”靠立在展厅醒目的地方，缺了一块合而为一的“公石磨”。
当我看到石磨时，思绪叠现出少年时期在乡村的那个油榨坊。灵魂深处触动了我那段难忘的初恋的乡村……
那位曾经让我铭刻心骨的山妹，你又在哪里啊……
（一）
每年秋色霜降前后，正是大山中的茶籽树结的山茶籽裂缝的时候，也是采茶籽榨油的季节，从油榨坊榨出来的茶油，黄金般金灿灿的颜色。霜降前后的日子，父辈们在忙于夏收，我们那些在家没书读的少男少女，每天天不亮，便带上烤红薯，约细妹子细伢子结伴上山，成群结队到山里去采茶籽。
那一年的清早，踏着晨曦的露水，我们一队细妹子细伢子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中穿梭，进入到茶山中，太阳才从大山的顶上冉冉升起。
初升的太阳，像是从山尖上长出来的一个刚出炉的大烤饼，焦黄焦黄的，香喷喷的，很是勾人味蕾，常常使我们这些肚皮扁扁的孩子们想入非非。有一个长得很水灵的女孩对我说：“毛毛，如果长大了，你家里天天有烤饼给我呷，我就嫁给你。”她这句话一说出口，引起孩子们的一阵骚乱，大家七嘴八舌地哄堂大笑。接下来，就是孩子们一阵追逐打闹的场面。你追赶着我、我打闹着你，一边相骂一边吵闹，闹到了山顶才安静下来。说实话，这位叫山妹的女孩，家境是比较殷富的，比我们这一群光屁男孩的家境，不知要好多少倍。
到了山上后，大家各自选茶籽多的树相继爬上树杈，开始一天的采摘活动。那位胆大说要嫁给我的女孩山妹心灵手巧，采摘动作相当利落，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把背篓装满了。男孩子总是边说话边磨蹭，动作自然要比女孩子们慢得多了。有的人光顾着去找“茶苞”吃（一种打霜后发白的嫩叶子，有耳朵那么厚实，酸甜甜的，很解馋。）而这时的我，被山妹女孩那句话搞得有点五神不定，动作也快不到那去。
少男少女青春萌动的时代，从那一刻开始产生。
山妹见我还没有摘满篓子，就主动把她摘好的茶籽摆在树下，等我下树后往我篓子里倒。同时，还顺利把她摘的茶苞给我呷，让我脸上一阵红。同伴们看到后又是一阵叽喳：“毛毛要讨婆娘了……山妹子要嫁人了……”一阵搞笑之后，山妹生气地说：“那个再停不住嘴巴，等会到山下二姑家去打中伙，就不让那个进屋。”大家一听中饭有地方了，像突然刹了车一样灵，立马闭住了嘴，再也没人叽叽喳喳了。忙到中午时份，筐子里摘好的茶籽已经差不多了，就准备下山。在下山的路上，有几个男孩还主动抢着替她提篓子，生怕吃到嘴的白米饭被人打出来。
走到了山脚下的村落，柴火炊烟的青香味迎面扑来，一闻到就像胃中沾到了久违的油腥一样，饥渴的欲望更加强烈，这正是各家各户炊烟升腾的时候。其中一位男孩说：“山妹，你也没跟你二姑打招呼，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只怕家里没有这么大的鼎锅。”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走在田塍路上就停了下来，开始犹豫不决。因为大家都是吃长饭的年龄，爬了一天山，又上了一上午的树，肚皮饿得早就贴背脊骨了，一个人只少就能吃半升米（大概七两的份量）。说实在的，这么多人又没打招呼，一下子都去，在那个年代，到别人家里吃顿饭，是一件很让人为难的事。因为每个家里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那家里若来了一帮不会懂礼性讲客气的孩子们，没有一大锅米饭，是填不饱这群饿得像小狼崽一样的孩子们。但良知告诉大家，还是不去为妙，不要给人家去添麻烦。
大家正准备开始想往回走时，山脚下一个挑柴禾的中年男子正面向我们走过来。见到我们这群孩子们站在窄小的田塍路上就停下来问：“怎么不走啊？别挡住路。”山妹回头一看，惊诧地说：“姑父，是你啊。” 中年男子一看是山妹，惊喜道：“怎么是你？到了家门囗了，那还不进屋呢？”
孩子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个低下头不语了。
山妹的姑父见大家都不吭气，一下子明白大家的心思。他爽朗地笑道：“怕是我这个姑父管不起你们这群小家伙们的肚子吧？别担心，再穷也不会让你们后生们记我一辈子的。将来你们一个个长大了，有出息了，只要在你们的记忆中记得，有一个山妹的姑姑管了一顿饱饭，我今天就没白叫你们去我家。”大家听到她姑父一番气壮的话，脸上的愁云像见到太阳一样，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高兴得背起背篓回头飞快地向前跑，好像不是为自己高兴，而是为饥饿的胃高兴。在那个困苦的年代，有人能请你一顿饱饭，让你真的记他一辈子的恩。
山妹走在后面，对众人说，“刚才在山上讲的话，谁要回去再传出去，看我不撕烂他的嘴，听到了没有？”大家边跑边应诺：“知道了！”
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吃了人家的嘴短”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那天，山妹的姑姑见到山妹与丈夫领着这帮孩子们来家，二话没说，赶忙到别人家里借了三十斤谷子，带着我们到一家开磨坊的家中，用石磨一般的碾子碾谷，碾了一个时辰，才把谷子碾出来，用风车清理好谷糠与米。
第一次见到的小石磨坊，石磨坊中既有碾子，也有石磨。碾子与石磨不同的是，碾子破皮不伤籽，只有不用破皮的如黄豆浸泡后磨豆腐之类，才是石磨发挥功效的真正目的。
在心灵的记忆中，石磨像一条永远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养育我们生命的奶水。
远的不说，凡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对石磨情结基本上是记忆犹新的。在我的记忆中，湘西南的大山之中，每家每户都有一口五十公分见长的石磨，用来磨粉磨面。用得最多的是用它来磨豆腐。靠近涧溪旁常年流水不断建起来的油榨坊中的大石磨，就是乡村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些日子，饿肚皮的感受，每个中国农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城市毕竟有定量的口粮供应，而在农村，由于天灾人祸，饿死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据历史考证，在那场浩劫中，那些日子里，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又何止千万。唯一能活下来的人们，都会感恩家中有一口石磨的救命之恩。石磨用她那负重的使命，承担起普度众生的生命轮回。
当我们这群小伙伴们走进山妹二姑的家后，山妹的姑爹姑妈没有一点嫌大家的意思，来了便是客。把存在坛子里了快一年的腊肉与猪血丸子拿出来，加上一些酸辣子，炒了满满的两大菜碗，煮了半荷叶锅的米饭，让我们六个少男少女来了个“罗通扫北”，三下五二地吃得个精光。一顿饭的工夫，终于把大家的嘴都封住了，因为那顿饭吃得大家满嘴流油。回村后，大家没有谁去记起山妹对我说的那句话。
现在虽然常有邀请，出席某些高档的饭局，什么生猛海鲜，乌龟王八吃了不少，没有一顿饭局能得记住什么味道。这一生中，唯有在山妹带着我们吃了她姑姑的那顿中伙饭，让我身在天边都无法忘却。
（二）
当然，饭与磨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概念：没有磨，自然做不成饭。尤其在没有现代化设施的蒙昧时代，石磨是家里最实用、最能干的自然工具，又是必备不可缺少的生命伙伴。就像现在的家庭，没有电视、电脑与手机一样的可怕与恐慌。
在我生命的印象中，见到的石磨有大小不一的形状：小的，一个男人就可以四处搬动；中等的，一般固定在家里偏僻的角落；大石磨就不一样了，必须要有专门的大房子来安置。
莫家村的大石磨坊，安置在一个叫“龙头上”的油榨坊内。莫家村的石磨坊不同于别处的水碓、水磨。它坐落在四季溪水不断的山脚下，背临悬崖峭壁，搭建一个吊脚楼式的木板房。屋顶上不用青瓦，覆盖厚厚的杉树皮。有时，山上缺乏足够的水源，推动不了磨坊内的青石大磨时，只得靠黄牛才能拉动石磨，磨坊又被乡下称为“牛磨坊”。
石磨的造型大体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都是太极式的逆时针运转。记忆中的榨油坊与石磨坊都在一座屋檐下，分为两个作坊。石磨坊大约100平米左右，长方形。正中置有一巨大石磨，直径有2米，分上下两块磨盘。上磨盘厚约25厘米，下磨盘要厚于上磨盘，大约30厘米，两侧凿有倒立的“T”字纹样沟槽，嵌入的杂木直通磨盘顶部，与横在石磨上且一端下斜而出的原木相接，合而为一，体现一公一母，一阴一阳的哲学理念，与生命的原理本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榨油坊却比石磨坊要大两倍，大约三百平米宽，主要是用于榨茶油与菜籽油。乡下孩子们采摘的茶籽，要通过晒干剥桃去壳，把籽抠出来之后又要晒籽，等茶籽真正晒干燥了，榨油坊才收货。榨油坊收到茶籽可以开闸的数量之后，才正式开闸榨油。榨出的茶油通体金黄，绝对的天然食品。
小时候，我们只要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往大磨坊中去玩。望着长年在一座屋檐下的两个作坊中轮动的石磨与榨油轱辘，被人还编出了童谣唱起来：“车轱辘，轱辘转，一天到晚走圆圈；大石磨，转轱辘，转来转去老地方。” 榨油坊与石磨坊不同的是：榨油坊占地面积要比石磨坊大几倍。榨油坊的地盘，在整个房子的地上摆布着，高50公分，直径就有五米见长，由一条老黄牛套着牛轭沿着地盘转圈。地盘十公分，在圆周式的槽深轨道中，竖立一个一米高的铁饼式的钢轱辘，中心用一根巨木头套在轴心的圆孔，一头带有铁链的牛轭，架在老牛的脖子上，碾起茶籽或菜籽来平稳均匀。竖立在坊边上靠墙头的是高大的榨油闸子，元木、方木相坎，用阴阳合一的凹凸构造组成。
每当开闸榨油的时候，我们那一群淘气鬼，不约而同地守在大磨坊中看大人们是如何上闸，如何碾米磨粉、碾压茶籽与菜籽等一系列工序。有时，用老黄牛拉磨的时候，看到大人们把铁链的牛轭架在老牛的脖子上，然后用黑布蒙住老牛的双眸，最后在老牛与石磨间横系一短竹竿，既可免去牵着牛走的麻烦，又可防止老牛拉磨时偷食。剩下的赶牛、加茶籽或菜籽等活计，我们小孩也在一旁帮倒忙，惹得大人们一顿臭骂。
孩子们爱热闹，是不会看人脸色的。劲头来了，我们还会帮老牛推着沉沉的大石磨，若是推累了，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横躺在磨盘上，任老牛悠闲踱步。如果大人们觉得磨出的粉粗了，我们会抢着爬上石磨，娴熟地在磨窿里加入一两根木棒，来减慢石磨进食速度，防止粗细不均。在老牛卖力地奔走下，磨出的粉像水帘洞的雨帘，均匀又细腻。临近年关时，磨坊就特别忙。磨豆腐的，榨油的，往往是你家磨罢他登场，磨坊也跟过年似的热闹极了。
山妹的爹是管大磨坊的“老把式”，属于现在的技术总管之类的人物。他靠出众的手艺与技术，让方圆几十里的乡里乡亲很是敬重。只要他把关的榨油坊也好，石磨坊也好，无论是榨出来的油还是磨碾出来的豆浆或米面，都是众人称道的。
那时候，山妹她爹才三十多岁，正是壮年，膝下一男一女。山妹与我同年不同月份，差不多大，她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我们都是在一个村里长大的孩子，彼此都是左邻右舍。孩子们在一起玩，谁家的故事都是公开的，没有几个家会像现在这样藏着掖着有什么秘密，生怕别人知道似的。那时人与人的交往，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这是为什么会让今天的人们更加怀念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氛围。因为在那个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的提防与担忧，大家都生活在同一起跑线上，贫富差距不大，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有什么事情都是摆在桌面上的。
在当时的农村，大人干生产队的农活，十三岁的山妹却挑起了烦琐沉重的家务活。喂猪打狗做饭扯猪草，还要照看弟弟的起居，基本上落在她那弱小的肩上。她用那弱小的双肩，挑起了大山般的沉重。
有一次，合当我俩有事。那是一个暑假星期天下午。她安置好弟弟放在我们家，让我外婆看管后，提着竹筐子约我去河边捞河里的丝草，我就提着蓝子跟她去了。来到河边，我脱了衣服，二话没说，穿着短裤跳到水深的地方去捞丝草。
丝草是水草植被，长在河滩沙子地的深水中。因为水深的地方丝草又嫩又长，郁青郁青的，可以拿来喂猪或喂鸭子。岸边上的丝草见了阳光又短又老，会水的男人们一般都到深水的地方下个“闷子”去捞。我与往常一样，我在深水捞，捞一把之后，从水中冒出头来换口气，把丝草往岸边扔，她在岸边拣。接着，我再一个闷子下去，捞一把丝草后浮出水面，举头扔向岸边。两人合作默契，大概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两个人的竹筐子装满了。之后，她就坐在沙滩边，看着我在水里仰泳、蛙泳，兴奋的脸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映红了半江的水面。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太阳开始落下山去。我俩整理捞上来的丝草，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天空突然黑了下来。我们抬头一看，头顶上已是乌云翻滚，我说，“不好，要下泡雨了”。话还没落音，倾盆大雨就下了起来。
我俩提起装着丝草的竹筐子飞跑，一阵暴雨把我俩逼到路边的一座放草灰的牛栏屋边，我们只好跑进牛栏屋里去躲雨。牛栏屋离村庄还有两里地，我俩又没带雨具，只好等停雨后再走。
大雨好像与人作对一样，你越是心急，它下得越大，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俩只好坐在草堆上，望着天空发呆。山妹说，毛毛，怎么办？我说，现在有什么办法，只好等到雨停了再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天一暗下来，原本穿着单薄的衣裳开始有点冷了，越来越感到阵阵寒风袭人。
一阵寒颤，她一连打了两个喷涕说：“毛毛，我有点冷，我好害怕。”我壮着胆子说：“别怕，有我在！”其实，我心里也直在打鼓，害怕极了。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天一黑，四处都是墨黑墨黑的，连点光影都看不到。作为两个才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来说，遇到这种事情，尤其是四处墨黑无人，狂风携带着大雨闪着雷电，那劈厉的闪电声，夹杂着榴弹炮似的声音，轰鸣般从天而降，震耳欲聋。
山妹吓得心惊肉跳，缩卷着身子直往我怀里钻。在那个时候，男女有别的传统念头，在求生之即的此刻，已荡然无存，每个人在面临世界末日之时的那种求生欲望，想到的是如何相依为命，躲过这场灾难。
本来是盛夏的季节，两人都穿着单薄。20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孩，像山妹这种家庭条件算好的人家，在乡村也只能买上“的确凉”之类的布料衣。这种面料在当时用“布票”购物的年代，是很高档的料子了。山妹她爹很有经营之为道，人脉关系自然广泛，加之镇上又有朋友之交，还有一些讲不清楚的远房亲戚来往，逢年过节走访朋友亲戚时，自然会带上一些出自他之手的茶油去送人，镇子上他的那些朋友或亲戚自然会送几尺布票给他。她爹就山妹这一个女娃，加上一个六岁的弟弟，有了布票之后，就在镇上选择一些适合孩子们喜欢的布料给他们做衣服。
盛夏时节，两人本来都穿着单薄。我当时穿了一件“海军篮”条纹的圆领衬衫，山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衣。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十三、四岁对一个女孩来说，已经属于那种情窦初开的年龄了。她被雷声吓怕的脸蛋，在白“的确凉”衬衣的衬托下，更显得苍白又怜悯。由于长期的农事劳动，胸脯发育得早，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戴胸罩的风俗。因此，两个丰满圆润的胸脯真有点特别的扎眼，走起路来真像两只藏在胸前蹦蹦跳跳的小白兔，特有少女的风韵。不像现在的女娃，长到二十来多了，由于很少从事体力劳动，胸部发育得特别的慢，有的一辈子都是一马平川似的。现在有些女人为了隆胸，求助于各种广告上那些铺天盖地的丰乳药品，或搞出个什么人造假象来，以显身材的青春之美。
当时的我与山妹的年龄又不相上下，真是纯纯的“生瓜蛋”一个，完全处在那种摸鱼、堵泥巴口子的玩童阶段，根本就不黯世事，更谈不上懂什么男女之事。当她被一阵阵炸雷声吓得心惊肉跳时，缩卷着身子直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把她当女孩看待，还煞有介事地把她与我们玩泥巴的同伙一样看待。说，“不要怕，靠近点，不冷。”
那时的乡村，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指引下，普遍要求种两季的稻子，夏秋最忙称之为“搞双抢”。即抢时间抢季节，收了夏粮又赶忙重犁田忙插秧，为加快时间抓秋粮，赶在秋暮之前做到颗粒归仓。那天刚好是收早稻的七月中旬，放草灰的牛栏屋堆了半屋子的稻草。由于是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我们一点思想淮备都没有。甚好牛栏屋里有半屋子的干稻草，我俩只好缩卷在厚厚有的草堆，像两只受惊吓的小兔子。
突然，又一阵闪电雷鸣般的劈天炸雷从天而降，“轰”的一声，像从半空中爆炸一般，吓得我俩不由得滚在一堆，直往草丛中钻。她向来大大咧咧，也根本没考虑过自己是个女孩，男女有别，直往我身上扑，深深地压在我的身上。奇怪的是，她压在我身上时，让我不但没有一点负重感，而且觉得特舒畅的感觉。
她身上那种女孩天然的气息，让我不由得有某种意念的冲动。尤其是她胸脯天然般地压在我的胸腔时，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抱住了她。由于我下面穿着的只有一条短裤，那个从未萌动过的东西，好像被某种气息所激活，突然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似的，不断地在被她压着我的地方开始跳动。随着雨点与雷声的不断急剧，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贴得越来越紧，她顺手把旁边的稻草搂过来，盖在两人的身上……
（三）
从那以后，山妹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在家里干完家务活之后，总是找着借口来找我出去玩，又是到山上去砍毛柴，又是到自家地里去除草，下雨天，总是拿着竹片，约一个同村叫兰花几的妹子来我家编斗笠。
当时，莫家大队有一个斗笠厂，每家每户不到出工年龄的细伢子细妹子都会编织斗笠来添补家用。编一个毛坯的斗笠分甲乙丙三个等级，交到厂里可以分为六毛钱、四毛钱、三毛钱这三个档次。山妹编织的斗笠在村落中是编得又快又好的一个。她心灵手巧，编的斗笠每次都是甲等货，一个月能编二十多个，挣十多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挣到十多块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山妹的爹是个很能干的手艺人，榨油的季节，除了在大磨坊里管榨油的事外，平时又在斗笠厂当厂长与采购，一身兼有多职，在莫家村中出算是“最会来事”的精明人。山妹她娘三十出头，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在山妹的身上多少也有她娘的影子。
当时十三四岁，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也只能挣到三工分。全劳力一天可以挣十分，能干的女人们挣七分，余下的不是正式劳力都是五分四分三分。我们一家从69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下放迁户到莫家村后，也自然成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家，干重体力的农活自然不是乡下人的对手。
下放农村时，家里人口多，我还不到七岁。除了大姐早年出嫁外，二姐68年初中一毕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比全家早下乡一年，离莫家村仅十多里地，一个叫“小角”村的地方，当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青年，平时也很少回家。幸运的是，二姐只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农活，因表现积极，招人喜欢，在有招工指标与机会的时候，被大队、公社推荐顺利招工入厂，当让一名让人很是羡慕的工人。在那时，能被招工进厂当工人吃国家粮，是很多年轻人最向往的事情。一年之后，我们全家被下放农村，随父母下乡的有三姐与大哥、二哥与我，另外带上外婆，一共七口人，来到了离县城三十多里地的北山莫家村，住进了莫家当是被清空的大祠堂里。（乡村一晃就是十年，直到79年被落实政策回城，才告一段落。）
自从与山妹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我好像做了某些见不行人的事似的，生怕再见到她。可她好了，有事没事常来我家，约我去扯猪草或上山砍柴禾，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依然表现出山里人那种落落大方的模样。
那场雨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学校已经是放了暑假搞“双抢”的季节。
家中的大人们都忙于打禾收稻谷去了，吃完午饭，她又主动来我家，约我去山上耙“丛毛”（就是大风刮后，那些被刮落下的松树针叶，当地方言叫“丛毛须”）。就是用一个竹片做成的耙子，把树下的“丛毛须”用耙子耙拢来，回家当柴禾烧饭用。莫家村四周的山并不高，最高的也不过两百多米高，山也不陡峭，上山下山也不是太难。山妹挑了一担粪箕，拿着一个竹耙子，挎了一个黄书包，包里鼓鼓的不知装了什么，一进门先叫我外婆一声：“奶奶”。
七十多岁的外婆，夏天闲时总是坐在屋檐下，身旁泡上一盆子青麻，膝盖上放一片青瓦片，不停地搓织绩麻，搓得像小细绳一样，搓好一根后，一扎一扎地扎好，挂在凉衣服的竹杆上。绩麻凉干水分后，到冬天农闲时纳鞋底用。外婆一见是山妹来了，知道是来找我的，就朝屋里喊了一声，“毛毛几，山妹几来叫你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口音，叫谁的名字都在后有带个“几”字。此时，我正在牛栏屋里给那只小牛犊添青草，听到外婆的叫声，心里真有点惶恐不安，血液一下子就有一种徒然升高的感觉。
我不敢马上去见她，只在牛栏屋里不断地喂牛草，故意“磨洋功”（土话：装样子拖延时间）。通过那次灰屋中的事后，我开始有点明白，少男与少女之间的那种爱慕之心的原始由来。大概是我从未与女孩零距离接触过的缘故，“怕丑”的心理一直袭击我的心头，使少年的我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心事，一种不能与任何人倾诉的属于自己心中的“秘密”。
此时，外婆见我半天没出来，放下手中的活，走进后屋的牛栏屋里来，第一句话就说：“你这孩子，是不是耳朵比我还聋？没听见人家姑娘家在叫你吗？你看看人家孩子多懂事，家里的事里外都干，就是你一个男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还不如一个细妹子懂事，眼里没活，烧饭的柴禾都烧不了几天了，还不去耙点崇毛丝回来，等到双抢搞完了，别人都有空了，你想去耙也耙不上了”。
被外婆这么一番教训，我赶忙从牛栏边找出我常用的那一副适合我挑的篾竹扎得一米高的粪箕，两个拢在一块，扁担一挑，挂在右肩上便出了门。
外婆在后面喊道：“带两个烤红薯和点水在身上。”
山妹回答说：“奶奶，我都带上的。”
外婆望着我俩远去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长大了真是多好的一对啊。
（四）
穿过村子后面的那一片柏树林带，我俩一前一后开始沿小路进山。
正午过后的山粱，太阳不那么毒了，四周寂静极了。远处传来一阵阵踩打谷机的节奏声外，只有林中被我们的脚步声与说话声惊飞的斑鸠，划破了山的宁静。
路上，山妹生气地问：“毛毛几，你是不想躲着我？”我说，“没有啊！”山妹一把拽住我，问：“是不是沾了便宜想卖国（乖）是不是？”那时的我，那有现在这么口齿伶俐，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一句话就把我问得没声音。
我挑着粪箕闷着头直往山上走，不敢回答她的提问。山妹见我没声音，一生气，腿脚比我还快，一个箭步冲到我前面，直奔山顶上而去。而我，只能在后面慢慢磨蹭，仿佛心事重重的样子，一步一步地向她的方向靠近。
等我走到山顶那片松树林中的时候，山妹已坐在一块青石板上歇了好一阵子，好像还在生我的闷气。我怕她心直口快，那天一不留神把我俩灰屋里那点事倒出来，那我就完了。
山粱的清风一阵刮过来，我的头脑清醒多了，心头灵机一动，主动上前坐下来，靠近她说：“你还在生我的气？”山妹问：“为什么躲着我？不肯主动去找我？”我说：“我生怕你家里人知道了，又怕你爸那副面孔。”山妹说：“你当我爸似老虫（老虎），会把你吃了？其实我爸对我比对我弟弟还疼我，只要我护着谁，我爸肯定不会向着别个。”
我说：“那我那天去你们家找你嗨（方言：玩的意思），你爸不会用梢子炒肉——打我一顿吧。”山妹娥说：“才不会呢，上次我俩被雨淋在那灰屋里的那天晚上……。”说到这里，她脸上像一阵红云飞过，直红到耳根后面。我追问，“你爸说什么来着……？”她轻轻说：“还用问吗……？”我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会说我什么？”山妹很认真的样子对我说：“我爸说，那天多亏了身边有一个伴，不然会浸死在那里，还不知道呢？等过些日子，说要请你到我们家去一趟，说要当面谢谢你哪。”我惊呀不已，说：“不会吧，你没有搞错？你不会把我俩的事告诉了你爸妈了吧？”
她用玉指在我的头上戳了一下，以成熟女人的那种口吻嗔怪道：“傻小子，这种好事会轻意地告诉别个，对父母我都不会说的。”我进一步问：“那打死也不会说吗？像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在敌人严酷拷打面前，宁死不屈？”她用瞳孔放大的眼神望着我，点点头，像入党宣誓般坚定地说：“绝不出卖机密，永不叛党！这下你放心了吧。”
她一囗背出像电影里一些耳熟能详的套话，用在这里，让我大吃一惊。同时，潜台词中让我明白了爱的神力闪现的灵光。想起当年山妹所说的那句话，记得有一部《历史的天空》的电视连续剧中，一位国民党的参谋长曾对他的师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女人如果被情所驱，什么风险都敢闯，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秘密都能保守，比利益驱动的威力要大几百倍几千倍。有了山妹这句入党般的誓言作底，我似乎胆子大了许多。后来终于明白了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坚定的女人。
山妹看着睁大了眼睛的我，羞涩的低下头说：“干吗那么看着我，不认得啊？是不是饿了吧？”经她这么一提醒，心中刚刚升起的那点邪念，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路走来，肚子点确有点饿了，口舌也有点发涩，干干的味道，加上山风吹过来的瘴气熏人，给我有饥渴的感觉。我后悔当时没听外婆的话，顺便带点红薯与水什么的可以解馋解渴。看着我那一副永远填不饱的样子，她笑道，“知道我的好了吧？”边说边从她的黄挎包里拿出蛋糕，在我的面前晃动一下，“这个怎么样？喜欢吃吗？”我一看，是稀罕之物，问：“你们家还有这个东西？从那弄来的？你爸真有本事。”她说，“上次我爸去溆浦县为斗笠厂进竹子的时候，一个老板送给我爸两包。我问我爸，这是啥东西，爸告诉我，这种东西叫蛋糕，是专门凭优待票卷才能买到的。我爸自已一块都没动过，专门带了回来，给我和弟弟吃的，我和弟一人一包，我与妈都吃了两块了，我的一份特地留给你尝尝鲜。”我二话没说，拿起来就狼吞虎嗯地吃了一块，吃得满嘴跑油。味道好极了！
望着我那一副吃相，她满脸的笑容比她吃了还开心。见我吃得太快，有点打嗝，赶忙把背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水，才算回过气来。随后，她又让我吃了两块蛋糕，自己只吃了一块，喝了两口水，算是打了中伙。
我吃饱喝足了，用袖子一抹油油的嘴巴，她马上递过来一块白手绢说：“给，一点都不讲卫生，还是城市来的种。”一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
她先起身说：“你先再坐会，我去看看那片树下的丛毛须有没有被人耙过。”说完，就钻进了背后当风口的松树下侦察去了。
她走后，我像一个吃饱的主儿，双手枕头，仰天望着那透过树叶的阳光与蓝天，心情有一种被人侍候之后的满足感与优越感。
（五）
天籁般的大山，四周的“知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不时也传来几声小鸟的叫鸣声，听后十分惬意。午后容易瞌睡，惭惭地我就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山妹不在身边，不由得大惊失色。一看天色已近黄昏，太阳快落山了，我吓出一身冷汗，赶忙从地上爬起来，四处去寻找山妹与我的粪箕。
当我在山背后的树丛中听到阵阵“簌簌悉悉”的耙柴声，靠近一看，山妹已经把丛毛须耙得一堆一堆的，正用手把丛毛须扎滚成一个个圆筒，往粪箕上垒。三角架式的粪箕，被她垒摆得像一个圆柱形的滚筒。有经验的耙柴男人们，常常能把枣红色的丛毛须在粪箕垒得扎扎实实，一点都不脱泥带水。水平高的人垒出的粪箕担子，甚至可以随意从山坡上往下滚做到不散架，这就是打柴禾人的绝活。有时，男孩子们上山耙丛毛须都以此打赌，谁的丛毛须滚下山去散了架，谁就输一壶自家酿的米酒。
当我不好意思走到她跟前时，她只说了一句，睡好了？就继续忙着把手中的丛毛须像卷被子一样边卷边垒在粪箕三边的竹片上。我也不敢多言，赶忙动手干活。大约不到半个时辰，两担丛毛须都垒扎好了。当她坐在地上喘气的机会，我才问：“怎么一人都干完了，也不叫醒我？”
她笑着说：“你这种城里出生的人，哪有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干这活利索，还不如我一个人干得快。”她手指着前面又一片松树林下，还有一大片厚厚猪血般红红的丛毛须说：“这两天大人们都在忙打禾，没时间来耙柴，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多来几趟，把过冬的柴禾搞齐了，我们就可以坐在家里编斗笠挣钱了。”她这么一说，把我说得点头不已。从这些细小的事情，让我对眼前这个勤快能干的女孩刮目相看，佩服山妹这个女孩，从小在父母勤劳思维的浸润下所感染的治家方略。（这也许叫家教传承，书香门第吧。）
应该说，对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每一个家庭来说，能吃饱上顿顾着下顿的日子，已经是很不错的家庭了。她爸（人称：莫把式）一家都是我们方圆十几里算得上有手艺懂经营的行家里手。在“文革”前后的岁月中，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洪流中，能把一个大磨坊与一个斗笠厂存活下来，居然还经营得有声有色，且深通其生存之道，实为不易。依我现在的理解，当时如果莫把式去经营其它项目做生意，厂子不但开不了张，肯定会以各种“封、资、修”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罪名抓起来，不整得死去活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绝不会罢休的。
然而，莫把式就是能运用“别出生财”的办法，以生活必须品与日用品为由头，居然为大队把大磨坊、斗笠厂办起来了，不但供应全公社，还远销县城各乡镇，打出了品牌。以至后来，“莫家斗笠厂”的名气比大磨坊名气大多了，成为名符其实的“北山斗笠”（以北山公社的名称命名），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单位，大队书记还经常出席县里召开的各种先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革委会”还下过印着大印章的红头文件到公社，成了县里开会的代表，受到县里领导高度表扬的人物。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新产品的诞生，取代了长期戴在农民头上的那顶竹斗笠后，斗笠厂子像一个走到数命的老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样，从此，只能走入人们的记忆之中。由此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只要以某种官方红头文件来命名的各种头衍，如皇恩浩荡的“圣旨”一般，谁敢说个不是。
当太阳下山时，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俩每人挑着一担扎得紧紧的丛毛须高高兴地往回走。到了半山腰上，山妹故意又生出名堂来，说：“毛毛，还早呢，歇会再走。“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只好就停下来，与她一道把担子靠在树旁边。
我俩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她把水壶从挎包中取出来，拧开塞子，这次她先喝了两口之后再递给我，说：“我已经没有把你当外人了”。人在口干舌燥之时，谁还讲究那些什么卫生不卫生，干净不干净的想法。我接过她递来的水壶一口气喝了好几口，方才停下来。她看着我喝好水了之后说，“你这城里人，平时不是很讲究的吗，也不擦一下水壶的口子就喝，也不嫌我口脏？”我笑着说：“这可是嘴巴对嘴的好事，还回避吗？”她一拳打在我的身上，说“你真坏！”我顺势将她搂在怀里，手也顺势碰到了她丰满的胸脯上。她不但没骂我，又故意在我怀里仰着头又说，“你真大大的坏！”但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
我也是一手搂住了她的柳腰，那双不听使唤的手在她他上摩蹭起来……惭惭地，少男少女火热交融的生命气息，笼罩着黛色的远山与村落……。
（六 ）
回到村落，天已经黑了，搞“双抢”的大人们收工开始回村了。
我俩抢先一步，大概提前了十几分钟把柴禾靠到屋檐的北脚下时，收工的人才路陆陆续续回到村口。
一进门外婆就问我：“怎么搞到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又到山里野去了。”我狡辩道：“外婆啊，你也不看看，我们两个那担丛毛须有多扎实，我们爬到山顶那边才找到有丛毛须的地方，其它地方都被人搞得光光的了。这两天大家都在田里忙着打禾，我不用点劲、发点狠，再想去耙柴恐怕就晚了。”外婆经我这么一说，还赞扬我两句：“小毛毛，你开始懂事了。”
旁边山妹说道：“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多去两趟，不然的话，等大家都闲了，恐怕就耙不到丛毛须了。”外婆说：“嗯，你们都开始懂事了。”转过身来又把我训导了一顿：“要不是人家山妹喊你去，你也只晓得贪玩，只晓得天天泡在大塘里去洗澡摸鱼。”我俩相互做了个鬼脸，心知肚明。
聊天之时，父母与三姐及大哥二哥从田里收工回来了。一进门，大哥就看到靠在屋檐北脚下的柴禾，很高兴地说：“哎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谁到山里把崇毛须背到北（壁）脚下了？”外婆说：“今天是山妹喊毛毛一起去后山耙的丛毛须，也刚进门。”二哥也笑着说：“看来，我们家的老小开始懂事了，不要大人喊了，蛮自觉的嘛。”母亲一听，从家里提着马灯走到门口，在壁脚下用马灯一照，惊诧地说：“毛毛，你从来耙的丛毛须都是松松垮垮的，总是一担还没有半担多，今天怎么把崇毛须滚得这么扎实？”二哥边在缸边淘水洗脸，边笑着说：“今天恐怕是有高人指路吧？”
我装着沉稳的心态说，“平时你们都讲我干活没人样，今天我露一手给你们看看，我也会干山里的活了，也不比你们差。”父亲坐在门槛上一直没有吭气，见我理直气壮的样子，终于发话了：“你们两个当哥的，要有点当哥的样子，弟弟干得好，就要多鼓励鼓励才是，不要说话带刺嘛。我看毛毛今天的表现，就值得我们全家高兴，说明我们家又有一个壮劳力在成长了。”经父亲这么一定位，三姐走过来说，“毛毛，爹在表扬你了，我们几个没时间上山弄柴禾，你就辛苦一点，多去耙些崇毛须，奶奶在家给我们做饭，也不用我们发愁了。现在双抢这么忙，打完早稻就要插晚稻，农时不等人，你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说明你真长大了，懂事多了。”经大家这么一说，我心理暗暗窃喜，他们那里知道，我在外面过得神仙一般的日子。
那个时代的人们，其实脑子都是极单纯的，不像现在的人书读多了，情感剧铺天盖地，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手机，还有互联网什么的，脑子转得快，个个都像读过兵书似的，尤其是在官场上混过的那些人，更是观言察色，鬼得像精怪一样。
外婆把饭端上来了，母亲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瓦钵子，分饭。那个时候，口粮是很紧张的，饭是定量分着吃，菜是队里分的几分自留地上种的蔬菜。无非是白菜、土豆、豌豆之类的品种，千篇一律，每个家里都差逑不多。常言道，父母疼晚崽。外婆更是如此。外婆年纪大了，常常把她的那一份总往我钵子里拔一半，让其他两个兄弟好生妒忌。我们一家七口人，三姐比我大六岁，已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了，大哥比我大五岁，快二十出头了，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二哥比我大两岁，快十六岁了。父母都是五十出头的人，外婆也是七十多了。在三代同堂的家中，我算是没吃过多少苦头的人了。
晚饭吃完了，大哥说，“老二，我们拿着电筒去田塍上捉点嘛蝈（青蛙）回来，明天给奶奶熬汤喝。”老二说，“嗯，这个点子好，好久也没开过洋荤了。”父亲说：“生产队里不是明文规定不准捕抓益虫，你们不知道吗？”二哥说：“爹，你就是脑子不转弯，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还被尿憋死啊！每到这个季节，那家不是白天闲时吊嘛蝈就是夜里捉嘛蝈？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这么干，人人都不说。”其实， 世上的好多事情可以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说不可以做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母亲发话了：“捉几只嘛蝈屁大的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说明都是约定俗成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母亲虽然只上过几天识字班，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外，是个地地道的文盲。可她是个开明人，从小与外婆做小本生意谋生，算起加减乘除来，只要秤杠一翅，就随口报出斤两与多少钱。别看她没有文化，说起话来还能出口成章，民间这些成语或歇后语，用起来还一套一套的。从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她，对人对事反应敏捷，思想开朗，心胸容物，绝不是那种小脚女人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家中，她最具权威性，可以说，家庭中的大事小事，只要她认可，母亲的话就是一言九鼎，实用可行。父亲见权威人事说话了，也就不吭声了。
二哥问旁边还没有吃完饭的我：“毛毛，你去不去玩？”我说：“当然想去啦。”话还没讲完，山妹进屋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塑料桶装的茶油过来，一进门就说：“大娘，奶奶，老爹，我娘要我给你们送点茶油过来，知道你们家没分上茶籽山，吃不上好茶油。”
母亲连忙迎上去说：”大妹子，你娘干吗那么客气，我们家又没有什么回礼的东西，你爹你娘却时常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家子如何受得起。“山妹说：”今天我与毛毛一道上山，耙了那么一担扎扎实实的丛毛须回来，我娘还夸我能干，要不是毛毛帮我，我那有这么大的本事挑下山啊！“
大哥二哥在旁边一听，相互使了个脸色，把我搞得混身不自在。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那点小聪明小本事，偷奸耍滑还可以，干重活都是家庭出了名的“驾水溜”货色。连我母亲这么聪明的人都一时没搞懂，我一下子就这么能干了，居然还能得到别人父母的高度赞扬，还羸得小姑娘的青眯，送一壶救命油来，真是喜出望外啊。
在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在农村唯有那些像莫把式这种有手艺的人才，才会在那个环境条件下一家子不会缺吃少喝，过得纵善如流。那些往往只会干死活的苦力人，永远就是劳累的命。
母亲见她提着茶油来，感动得连忙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地招呼着说:“山妹啊，你娘也真是的，乡里乡亲的，还那么客气干嘛呢？弄得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啊！”山妹说：“看你说的，大娘，我爹说了，等双抢忙完了这阵子，还要请二老过去坐坐，拉拉家常。”母亲说：“好的，好的！”
大哥，二哥见大家在说话，悄悄的拿着捕嘛蝈的工具与电筒出了门。三姐故意问山妹，“山妹，你今年多大了？比我们家的毛毛差不多吧？”山妹说，“与毛毛同年的，月份不同，毛毛是年头正月的，我是年尾腊月的。”外婆在一旁搭话：“一个年头，一个年尾，相差不大。毛毛比你大一点，可没你那么懂事，干活偷赖得狠。山妹啊，你要好好带带他。”山妹说：“奶奶那里说的，毛毛可懂事了，经常帮我干重活，我爹还经常在我娘面前夸他，勤快，聪明，不像我们村里的男孩，个个只会骂天骂地讲粗话，能有多大出息。爹说了，你们是城里来的，不容易，要不是党的下乡政策，也不会到我们这个乡下来，干我们这些重体力的农活，来受苦。”
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还是你爹走南闯北有见识，有学问，教出来的儿女都是那么明世理的。毛毛，有机会跟山妹爹学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站在一旁的我，那敢有说话的余地，只是不停的应诺而已。山妹见此说，“老爹，大娘，奶奶，三姐，我该走了，不打扰大家了。”说着就迈出了门槛，还是三姐反应快，对我说：“毛毛，还不去送送山妹一下。”外婆说，“要送就要送到家。外面黑灯瞎火的拿个手电去。”
我马上到里屋去拿了一个电筒，赶紧出门，朝她走的方向追了出去。
（七）
当我拿着电筒一路追过去的时候，站在大塘边柳树下的山妹其实正在等我过去。当我气喘嘘嘘的跑到她的面前时，说了一句，“你走得也太快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就说：“你以为我真知道你们家没油吃了，我是以此为借口，来找你才出来的。”我说，“你真鬼的，白天待在一起还不够啊，一分钟都离不开？”我边说着边观望四周有没有什么声响，确信没有人走动的声音时，我才大胆地抱住她，一阵疯狂地与她狂吻。这种“伊甸园”之门的心态，往往使人火急火燎，在两个少男少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我想更进一步时，猛然清醒的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等我那天嫁给你的时候，才允许你那样。”一下子使人热情全无，无语了。我说，“那我们走吧。”两个人才从清醒中分开，沿着大塘边手拉手地走向她的家门口。
快到她家门口时，我说，“你到了”。她又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别不高兴，以后会有那一天的，别忘了，明天照旧去山里耙丛毛须。”说完，转身闪进了她的家。
望着她进了家门的样子，我才怏怏地往回走。
第二天上午，大人们都出工打稻子去了，我还在家里帮助外婆把栏里的猪喂好潲，山妹已挑着粪箕到了家门口。外婆见她来了，忙说，“你快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莫要人家等”。听外婆这么一说，我马上挑着那担粪箕，顺手把外婆早给我准备好的一小块一小块敲好的米糖带上，与她一道出了村。
还是沿着昨天走过的那条路上山。但感觉不同的是，我在她面前已经没有昨天那种胆怯的感觉了。人往往是这样，胆子是别人惯出来的，女人都一样。尤其是女人（在这里把她当作了女人来说），一旦男女之间有了一种亲密接触之后，心就会有某种默契的感觉，正如佛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两个宇宙的互动，能量的互补，也是我们常说的心领神会，相互之间也没有以前那种羞涩”怕丑“的感觉，说话作事也开始随意了很多。
一路上，我开始话多了。我说，“山妹，看不出来啊，你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居然敢找着借口上门，还让我家里人都把你表扬一番，把我擞落了一顿，你真行啊！”山妹说，“我不找点名堂，怎么让你娘以后怎么接受我？我现在就要开始铺垫与你们家庭的感觉。免得日后进了门再来联络感情，就怕来不及了。你说我做得对吗？”我想了想，用了《沙家滨》里面的一句刁德一的唱词说，“看不出，你这个女人不寻常啊！”她忍不住掩嘴笑道：“你把京剧都学会了，还是你们城里种有文艺细胞。”
边说边走，一会儿我俩就到了山顶上。山妹找了一个有”砖叶“草地郁密的地方，从包里拿出一块垫布铺在上面。我毫不犹豫地把屁股坐了下去，两腿一伸，四肢八叉地躺在地上。山妹见我先躺下了，说：“就你会享福。”我马上起身，掏出外婆给我带上的米糖递给她，“给！犒劳你的，奶奶叫我带给你吃。”山妹接过一块米糖，放在口里，说：“真甜”。我问：“那你今天带什么好东西出来？”山妹忙“嗯”了一声，从她的书包里拿出一包东西，在我的面前一晃，说：“你猜猜？”我说：“猜不出来，你们家那么多好东西，我怎么猜得出来啊！”
山妹生气地说，“你这个人怎么啦，一点耐心都没有，还亏我爹娘说你是个有出息的货，依我看来，名不符实，真是空心罗卜。”我问，“空心罗卜是啥意思？”她惊呀地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真笨！”我说，“我那知道你们乡下骂人的话，都那么形象有内涵。”
她弯下身来，坐到我身边悄悄地说：“空心罗卜嘛——外表光”。我一听，原来是讲我没用，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放肆地在她的脸上一阵狂吻。这一次，她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意识，任我四处发情。我说，看你敢讲我没用。不一会，我感到她非但没有拒绝，很配合地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主动迎了上来。
自古以来，理性与爱欲的交战最是恼人的。山妹在有了这种跨越的举动，尽情享受这份禁忌与刺激，并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后，总是放得非常开的。莫非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吗?可爱无理的霸道，化骨的温柔，甜蜜的爱意，忘我的柔情……女人，都是这样子的吗?
此刻，玫瑰花般的落霞，仿佛把青山都染红了。
（八）
欢娱之后，我俩从地上爬起来，各自清理了自己的神色。我像作贼般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四周的情况，见没有任何声响，才放心地对她说：“我们该去干活了。”山妹说：“我们刚才不是干活吗？”我迷惘不解地问：“这也叫干活？”她说：“这是干的好事，天经地义的好事。反正我现在是你的人了，以后无论你起到那，我都要跟着你到那。”她说完又转过身来问了一句：“毛毛，你不会干了好事不认帐？”我说：“不会的，可是，我们现在还小，结婚要等到十八岁以后才可以的，我们能等我到五六年吗？”
山妹说：“不用说等到五六年，等你一辈子也行！”望着她那种坚定的口气，我再一次把她紧紧拥在怀里。
之后，山妹看了看天色说：“快到晌午了，我们抓紧去耙丛毛须吧，再割点砖叶垫底，今天的大事与小事就办完了，你该满意了吧？”我说：“你真鬼！看来你今天是早有这方面的准备了。”山妹说：“我早就想着这一天了。从那天的大雨，昨晚上送我回家的路上，直到今天再出来，都是我想了几天才想出来的，你不怨我在算计你吗？”我高兴地说：“求之不得，我是敢想不敢干的事，怕的是你说我坏，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以迎合她的口气，对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之后，山妹说：“自从在茶山里别人说我们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心理难受极了。你不知道，女孩子一旦看上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不达目标就会投河自尽的。如果你不理我这一茬，说不定那天我会莫名其妙寻死路的。毛毛，其实我很感谢你的，是你救了我的命，让我有了重新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我又不解地问：“你不会怪我，怨我？”她笑道：“感激都来不及，女人在这方面一旦情欲升腾，唯有心爱的人才可以救自已。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压抑的，压抑了人性，就会变疯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看来女孩子总比男孩子早熟多了。”
山妹说：“我们村那个疯女人，就是年轻的时候看上一个到我们村里来蹲点才半年的干部，两人干了那事之后，那个干部突然调到市里去了，没有和她结婚，害得她变成现在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好悲惨、好可怜啊。”我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变成那个疯女人的。”山妹不情不自禁地搂紧我说：“毛毛，只要你不让我失望，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如果你们那天回城去了，你还要我吗？”我说：“回城与要不要你有关系吗？我就怕你爹与你娘不会喜欢我的。我们家那么穷，你们家那么富，我们又没有自已的土地屋场，从那祠堂里搬出之后，至今还住在别人屋子里。你爹娘以后会同意把你嫁给我吗？”
山妹嗔怪道：“这个你就不懂了。”
我大惑不解地问：“什么叫不懂？”
山妹用指头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撒娇地说：“其实我爹和我娘早就喜欢你这傻小子了，经常在我面前讲起你这里好那里好，这不是明摆着在暗示我向你靠近吗？”我惊讶地问：“真的吗？你千万别骗我。”山妹说：“谁骗你是小狗。我像是骗你的人吗？我们乡下人，可没有你们城里那么鬼精鬼精的，一肚子花花肠子。”
我追问：“谁一肚子花花肠子？要不是你有那么大胆的举动，我敢吗？”
山妹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就算我勾引你好了，行了吧。”我说：“谁勾引谁啊？这种事没有谁对谁不对的，都是你情我愿的事。以后你可要在你爹娘面前，多为我美言几句才行，不然那天你爹娘不同意了，我们不是白搭了。”
山妹说：“请你放一百个心吧，我爹娘要是知道我们今天的事……。”
我心里一紧张，说：“那还不打断我的腿啊，是不是？”
山妹说：“看你紧张的那个鬼样，只要你以后不当叛徒，我就烧高香了。”
我一把将她狠狠地亲了一口，说：“向党发誓，永远不当甫志高。”
山妹一把将我推到地上，笑得前仰后弯似的模样说：“好了，不要再吵了，快抓紧时间干活去，太阳快落山了。”
我一听，惊了一跳，回头看了一下天色，感觉天色不早了，立马站起身来，拉着她的手与她一道，转到山坡风口上那片松树林下。
走到松树林，望着眼前一层层厚厚的猪干色的丛毛须，像铺在山梁上深红色大地毯，让我俩高兴不已。我俩手牵着手，走在这未曾被人践踏过的红地毯上面，真如当下明星夫妇牵手走红毯的自豪感觉。践踏完猪干色的丛毛须场地之后，我们又分工合作，风风火火地割的割砖叶，耙的耙丛毛须，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两担粪箕装满了。
我边干边对山妹说：“幸亏今天有这么厚的丛毛须没人耙过，不然的话，今天我俩回去怕不好交差了。”山妹粉红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她一边撩了一下头发，一边用毛巾擦了一下汗珠，说；“总算大事也办了，功夫也作完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我问：“那明天我俩找什么借口出来？”
山妹想了想，说：“明天上午等大人出工之后，你到我家去编斗笠，怎么样？”我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这两天我们上山耙丛毛须，家里的鸭子都是二哥出工的时候带出去的，如果明天不来山上了，我还得去放鸭子到田里去。”山妹说：“那正好，我们家的鸭子也该放一放了，我们等队里打完田一起去放，怎么样？”我说好，就这么说定了。
一阵山风刮过来，带过丝丝寒意，我不禁打了寒颤。我说：“天有点凉了，咱们回吧。”山妹点了点头。因为是仲夏季节，我俩都穿得很单薄，天一阴自然有点凉意袭身，更何况在山里。我俩一人挑了一担挤得满满的砖叶与丛毛须，沿路下山。
（九）
70年代的农村，每天只吃两顿饭。夏天，清早七点钟大队部的广播一响，各生产队就听到各生产队的队长吹哨子的声音，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就拿上家伙，按照队长布置的工作地点开始出工。干到十点半钟左右才准收工，回家生火做早饭。这期间，大多数女人都是在各自的自留小块地里耽搁半个小时，顺便绕到自家的菜地里摘点青菜、罗卜之类，或扯一蓝子猪草才回家。
如果家里有能干一点家务活的孩子，就帮父母主动干一点，把饭煮好。像山妹这种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在乡村是相当勤快的人，又是半个家务中的主力。不仅能帮父母能扯几把猪草，而且还必须帮父母喂猪打狗，操持半个家务的活。
69年春季时节，我家下放刚到莫家村的那几年，因为生产队没有适合的住所，就把我们一家老小安排在莫家院子的大祠堂住。在那个黑暗的“文革”年代，“破四旧、立四新”的狂风红潮，早已把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砸得“稀巴烂”了，都被那些所谓“造反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全国各地的乡村，每一个宗族祠堂都很难幸免。
因此，莫家村的大祠堂也是一样，在我们一家住进去的那几年，早已空空如也，已经没有什么神位与先祖的灵牌了。但是，从外观看上去的大祠堂，其结构、气势，雕梁画栋的建筑美感，依然保持着它威严、庄重、深沉而凝重的内涵，让人一走近它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感交流与人生感悟。它的存在，不仅仅是单一的建筑风格让你感兴趣，而是它的文化底蕴，让你一生的人生储备在肉体与灵魂上都为之洗礼。
面对它，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内心的羞愧感油然而生，全身的血液瞬间就会凝固，一种阴凉之气随风潜入全身，让你感到行尸走肉的时候，“头上三尺有神灵”的追问，时刻在注视你人生的轨迹。
而这一切，在我成熟之后，眺望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才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的肉身，所谓的“人”来说，永远是那么幼稚可笑，愚昧无知。
祠堂与莫家大队的院落面对面，中间隔了占地三亩宽的大水塘，直线距离大概一百多米，当地人都称之为“大塘”。所谓的大院子，有三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住在一起。大院子外的大塘岸边，有一个宽宽的青石码头，村里的人一年四季都靠这大塘里的水过生活：什么洗衣、洗菜、洗马桶，都是这大塘里的水。天旱，塘边的闸门一放，就可以直接给地里的水稻放水。这就是人们奉信的聚风、聚水的“风水”吧。无风无水的日子，人是不能活下去的。因此，懂风水的人，自然会明白什么叫“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个大自然的基本常识。
莫家大队的大塘，像一个小型水库，夏天的水塘，是全村人的天然的大澡塘，同时又是村落里孩子们的游泳池。小时候我练的游泳技术，就是在这个天然大澡塘里学会的。
每天上午一散工，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就在塘边洗衣、洗菜。下午六点一散工，就是男人们的天下了。塘大鱼也多，除了放养的家鱼不能捕捞外，鲤鱼、板鲫、虾子之类的零散野鱼都可以随便打捞，是唯一改善生活的宝库。
村落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一副打捞鱼的三角网，三角网的大口子用麻绳锁在竹篾片上，拱呈半月形，网尾巴像拖地的大象鼻子，只要鱼一窜进去，就甭想出来，是方便快捷的捞鱼网具。
夏天，当水放干了一些，只有齐腰深，正是壮劳力们大显身手的好时辰。每当一收工，大家不约而同从自家扛出各自的鱼筝，争先恐后地跳跃大塘中，生怕去晚了捞不上鱼。到了塘里大家自觉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将一个个鱼筝在水中摆成一排半圆形长蛇阵。摆好后，汉子们从摆好的鱼网两边开始边吼号子边赶鱼，那齐声高喊的“无字歌谣”，那排山倒海的拂水阵势，那鱼跃龙门的欢闹声、娘儿们在岸边的高呼声、嘻嘻哈哈的打情骂俏声，汇成一曲气势磅礴、热闹非凡又渔歌晚唱般的乡村牧歌，把整个大塘里的水搅拌得浊水黄浆般日月无光。
捞鱼的时候，大塘在众乡民的搅乱下，鱼在水里到处乱窜，一旦窜入网中就很难逃脱。夏天，每到下午收工的时候，男人们都穿个裤衩，光着膀子，扛着网筝到塘里去捞鱼。未成年的孩子们光着腚，一丝不挂地跳到水里去摸鱼。水深的地方我不敢去，那时的我，在塘里山妹的引领下，带着我沿着塘边的石缝去摸个小鲫鱼，有时也能摸上几条。
在乡民捞鱼的大塘中，被搅拌得惊慌失措的大鲢子鱼，在水面上吓得惊慌失措，窜来跳去、四处乱跃。时而冲打在人的脸上、身上，既疼痛又舒服。如果当时要是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话，能把这种现场拍摄下来，是一件多么值得收藏的摄影经典画图。我记得，我人小手小，看到跳到浅水边的一斤多重的大红鲤鱼，在我眼前晃悠的时候，又喜又急，不知所措之时，不知什么时候，山妹也来了。见她跑到岸边，拿着早已摆在岸边准备好的一个竹篓子冲了过来，带着我一起，挥动竹篾片罩子去罩鱼，一罩一条，开心得不得了。那种开怀欢笑的笑声，在阳光下荡漾，在我幼小的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那是人性中一种无忧无虑的天籁之美。
百年来，莫家大祠堂以它普渡众生的姿态，用这一湖光山色的天然之水，呵护着乡村人们基本的生存环境。可是，有谁知道，破坏与重构永远是那些带有血性与杀戮之气的人干不完的事。天灾人祸，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生存与毀灭，在历史的轮回中演绎出无数的宏大事件，造就了许许多多为之入史入书的风云画卷，让千百年的文化长廊永远都不会涸节。也许，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历史吧。
（十）
自从与山妹有了那次在山里私订终身的事后，我的整个行为好像变得神秘了起来。在常人的眼里，似乎懂事了不少，其实是学会掩饰自己的行动了，那种顽皮的德性开始与我脱节了。
有位哲人说过，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当人的灵魂注入了爱的元素，从外到内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因为你灵魂宇宙被另外一异性灵魂的宇宙交融而被驱动。为什么说，一个人结婚之前与结婚之后，完全是两种行为的处世方式。
那些日子，与山妹在山里疯了两天之后，除了几次在大塘里捉鱼时乘机见过面之后，有好久没有与她单独见面的机会。我又不敢去她家找她，最主要的因素是怕她家里的大人一眼看穿我的心思，毕竟是一种特殊环境下暂且还不能见阳光的事，心里总有点虚。每天，上午在家里帮外婆干点家务活，下午照常去放鸭到田里去，尽量用“勤快”二字来掩饰自己不便与任何人去倾诉的故事。
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在山里的快乐感，总让我有一种想去见她的冲动。可是，又没有主动上门去找她的勇气，只能等待她主动来找我了。农忙“双抢”完了之后，署假结束，学校开始上课了。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周围三个大队集中办学，校址迁到了莫家村的隔壁大队----新莲大队的一个山边空地，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红砖结构的新校舍，离莫家村只有五里地。
每天早上，大人们都出工去了，我们这些要去上学的孩子们都不敢睡懒觉，主动承担着煮饭的任务。炉膛里烧的是毛柴火，边烧火边在炉灶灰烬里放几个生红薯烤。
等到饭熟了，菜炒好了，吃好饭，烤的红薯也烤熟了。我就用火箸把烤红薯夹出来，凉一凉。然后用报纸包好，放在黄书包里，邀几个同学一起去上学。
从村口往读书的学校走，要穿过一片五十米长的松柏林。走出林带，进入一片麦地小路。9月的麦地，麦穗勾头，一派金黄色的海洋。我们几个上学的孩子，自然也有山妹与另外两个小女孩一道，边走边在麦地丛中嘻闹追逐，打打闹闹、连追带跑，一下子就到了学校。跑到前面的男同学，故意去做恶，拉一滩屎摆在路中间，复上一层薄薄的黄土，检一根小棍纸，串上一块小纸片，上面写着“小心地雷！”以示《地雷战》的闹剧。花样一出来，有人就翻版。孩子们爱淘气的天性就自然产生。今天你搞这个名堂，明天我就搞那个名堂，反正一路上不出百米远，就有一堆屎。久而久之，麦地丛中的小路上，搞得臭气熏天，遭到大人们的责骂。
当然，也有干点正事的时候。小时候在家乡农村的日子，我特别喜欢养鸭子，也特别爱吃鸭肉。每年一开春的时候，妈妈就到镇上去买30只小鸭回来，专门由我来喂养。记得头一年，母亲在一个挑着小鸭来卖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二十只金黄色的小雏鸭，交给我养。我根据别人教我的养鸭技术，精心喂养。每天我一有时间，就用锄头把，一头挑背着鸭笼子，带着小鸭子，到渠道旁边的土里去挖小鸭喜欢吃的虫子和蚯蚓，等小鸭子吃饱了，就把它们赶到在清亮的渠道中，尽情地戏水一番，然后用我不断训练的口令：“来……”赶进鸭笼子。晚上再用凉水泡好的米再喂一次刚出壳的小鸭。要养好鸭子的确要用心，每次喂小鸭时，先掏一碗米用清水泡半天，等硬米泡软了，才给小鸭吃，这样有助于小鸭的消化功能。等过了半个月以后，就开始放鸭子下水活动，每天放两次，让鸭子吃饱了活动筋骨。一个月后开始用鸭笼子挑着到河滩上挖啾蚓给鸭子吃，每天挑着鸭子到河滩去放养一次，吃饱了再放到拦栅好的渠道中让鸭子尽情活动半小时。等水稻发蔸好了的时候，水稻田里正是小蝌蚪生长的高峰期，小蝌蚪是小鸭子特别的绿色佳肴,一个半月的小鸭长得300克左右时，这个时期也是水稻田幼虫害生长的高峰期。鸭子放到稻田，不但把鸭放养好了，同时也为禾苗防虫，利于禾苗的生长起到很好的作用。等到水稻怀胎的时候，鸭子只能喂养，不能进田，免得损伤水稻生长，减少收成。每年7月初早稻丰收，新粮食继接时，鸭子长到三斤多，也是一年好日子的开始。对六、七十年代初期的人来说，能填饱肚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只要学校一放假，乡下孩子们在一起最多的时候，还是要一起去放鸭子。等到队里的那一块稻田打完了，就是我们少年鸭队放鸭子出发的时间。
在乡下的日子，每天除了上学，放学回家就是扯猪草，养鸭子、放牛,每天如此。上午，我打听好大人们在那块地里干活，等到送谷子的人把第五担谷子送到晒谷场的时候，我大慨估计第一块田已经打完，腾出了放鸭子的地头了。我一声令下，鸭笼子大开，赶着鸭子就出发了。我家的三十只麻鸭一样齐壮，在我统一口令下，向大人们打禾的地方赶去。
“双抢”的季节，空旷的山野、田间，四处响起的是打谷机的欢鸣声。那时候种的是“双季稻”，“双抢”成了农忙的代名词。打稻子是踏板式的打谷机，脚力踩着连着滚筒的踏板，一米宽的踏板上站三个壮劳力，单脚同步踩着连轴滚筒的踏板，中间的汉子是助力，左右两个汉子边踩机子边接旁边女人们递的稻穗，左右两个汉子边踩机子边将递过来的稻穗摆在滚筒上脱粒，节奏是那么的统一，步调是那么的一致，行动是那么默契。大家心照不宣，真正体现团结协作的团队力量和团队精神。
清过场的稻田里，晒落下的谷子，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田间里的小活物、小虫子都成了鸭群们追寻的食物。我们这一群放野的孩子们边给队里拾掉在地里的稻穗，一边在田边中抓那些惊慌失措、四处乱跳的大小青蛙。下午三点多，大人们收工了，我们必须等到鸭子们把食袋吃得鼓鼓的，我们才能赶着鸭子往回走。否则，鸭子没吃饱，回去大人们会骂我们偷懒、贪玩，免不了会挨训的。
那个时候，青蛙特别多，一到稻子怀胎、抽穗的六月，晚上的乡间，凉风习习，一片蛙声。我们也知道，青蛙是益虫，不能捕捉。但人在饥荒的时候，自然也顾及不得那么多清规戒律了。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家的三兄弟就带上个手电筒，拿着竹板子去打青蛙，那是我们唯一解善生活的美味家肴。有时候，一晚上能打一公斤多重的青蛙，让外婆和父母解善一下伙食。
七十年代的农村，乡下的地里农药化肥的用剂量是很少的。每逢发春雨涨水的季节，水稻田里，到处是水塘、水库里跑出来的大小鱼类。乡下的每一个孩子们，都喜欢去捞鱼。会捞的将一个个竹篾片编的“喇叭式”鱼装捞篓放置在流水湍急的田坝口子上，鳗鱼、鲫鱼、黄鳝、鲤鱼、泥啾等都顺着流水逆水而上，斗水的鱼在经过田坝口子时就会被鱼装收进篓装里。有经验的人半夜打着手电筒选择好位置，放好鱼装子，等到第二天天未亮的时候，赶早去起装子，免得被别人赶早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在乡间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家见怪不怪了。
（十一）
我与山妹不是一个年级，她比我读书晚一年，我在北山公社中学上初一了，她仍在新莲学校上小学五年级。
北山中学离莫家村有十五里路。每天，我们村子里上中学的人都是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我与二哥在同一个中学，他上高一，所以每天早上，我俩都是一同起床，我生火煮饭，他炒菜，父母与三姐大哥一早都出工去了，我俩带上炉堂里边烧火边做饭时放进火炭中烤的几个烤红薯去上学。上学路途远，每天来回三十多里路，中午是回不来的，带上几个烤红薯，可以在学校打中伙，所有上学的同学们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人都在大谈多吃红薯的优点与好处时，我一见到它就返胃。因为从小把吃红薯当主食的那个年代，把我的心都吃伤了。
一天早上，二哥被他的同学先叫走了，我还在厕所里磨蹭，外婆就在屋里喊：“毛毛几，山妹过来了，在找你！”我脑子惊了一跳，马上收拾好，一下子就从厕所里跳出来。见到她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过不停。
她今天穿了件新衣裳，两只鞭子梳得整整齐齐，急促的脸上红扑扑的，还是以前那样，大大方地与我搭话：“毛毛，今天我爹要我到公社去买点东西，所以特地赶早过来约你，与你一同去公社。”我说：“那好啊。”我马上从家里拿起书包就与她上路，后面传来外婆的嘱咐声：“路上好好照顾山妹啊！”我边走边应诺道：“知道了！”
乘着晨露的凉意，我俩又一次单独走在同一条路上，急着上学的同学们早已走到前面去了，我俩落下他们两三里的路程了，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而这种高兴，也只能藏在心里。
我边走边问：“山妹，你今天不去上学了？你爹要你到公社去买什么东西，害得你跑那么远，要不我给你带回来不行吗？”
山妹说：“你真以为我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这心里头也怪想你的。都是你这个炮子打的，不要脸的东西，把我的魂都勾走了。”说起话来，显眼一副管家婆的口吻，让我实在有点吃惊。
我说：“还没过门啊，就这么凶火，以后真要是进了门，我这把骨头你打算就像你爹开油榨房里碾茶籽一样，把我碾得粉碎才心甘，是吗？”
她回头一望四下无人，大胆地把头凑过来，又狠狠地亲了我一口，说：“要真是那样，我才舍不得呢。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死男人。”听了她这句死男人的话，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感。可以说，在她的心目中，我已经是她的准丈夫了。
在我们乡下，乡妹子都是快人快语的，口头禅都是脱口而出，对你越亲近的人，说起话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忌的地方。我说：“你今天到公社去，不去上学，耽误了课，以后怎么赶得上？”她好像理由十足地说：“现在上这些鬼课，都这些鬼书，有过鬼的用。再说了，女人只要能写几个字，会算基本的帐就行了。你以为现在这种时代读书有用吗，张铁生交白卷吃鸭蛋不是照样上工农兵大学吗？不是还当典型在宣传吗？我们不是常看那些什么《春苗》啊《决裂》啊之类的电影吗？都在宣传读书无用论吗？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识越多越反动，都不是成了臭老九了吗？与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一样挨整挨斗吗？所以说，读书有个屁的用！你不要把这个年代有书读当真，你以为读那几本破书，就能成了古代的状元公了，成了祠堂里被人传说的莫家老公公的状元啊？等你死了会给建个大祠堂，让万众敬仰啊？你也不想想，那些曾经的什么祠堂神位还有几个？批林批孔，把孔夫子大圣人都要批倒批臭了，读书就是认得几个中文字而巳，还能读出花来？“
她连珠炮般一阵狂轰烂炸式的表白，确实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根本连作梦也想不到，一个才十四岁的乡下女孩，又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丫头片子，居然能看破红尘与玄机，让我这个所谓的”男子汉“都被她搞得头昏脑痛的，无言以对，让我打心眼里自愧不如。她说的那些话，让我现在才明白，其实知识的多少与读多少书没有绝对的关联，有些东西是天生的。正如佛说，人本自俱，无须多言。但我还是说她：“千万不要乱说，被人听到了会被抓起来，游乡的。”
她说：“你以为我傻啊，你真以为我们乡里人就比你们城里人缺根筋啊？不就是与你说说而已，别人我还赖得说这些，才不想费那样的口舌呢？”我俩边走边说，十五里路好像比平时短了许多，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走到了公社。
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社址，其实与乡村唯一不同的是就是一幢三层楼的红砖结构的火柴盒式的楼房，立在公路旁边，让人感觉到它的权威性。
公社的大楼一楼是商店，一溜子长长的柜台，无非是一些百货、日杂、烟酒、糖果之类的东西，比大队的代销点要丰富一点。二楼主要是卖布匹的柜台，三楼是公社领导与工作人员集中办公的地方，一般人是不敢上去的。在我心目中，公社比县委大院还威严，因为它是直接管乡村的顶头上司。
从公社到县城也才十五里的路了，山妹突然说，“毛毛，我看公社也没有我要买的东西，要不这样，干脆今天也不要上什么鬼学了，陪我一起到县城去逛一逛，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了，还没去过县城两回，一个人去恐怕找不到县城的路，怕倒了起来，回不来咋办？”经她这么一唆使，我立马打消了去上课的想法，正好有班上两位女同学从我身边经过，我就追上去对她们说：“我今天要到县城去看我奶奶，请你帮我请过假，可能要两天。”一位女同学点了点头，回头看见我与一位女孩走在一起，顺便开玩笑地问了一句：“那是你家未来的堂客吗？”还没来得及回答，山妹走上前说：“我是她未来的堂客！”把那个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拨腿就跑了，让山妹开心得不行。
说走就走。山妹见我配合主动，高兴劲就甭提啦。一路上，我俩边走边说，走在公社至县城的毛马路上，少男少女的幸福感在彼此心灵上回荡。
（十二）
地处湘西南境内的隆回县城桃花坪，曾经有可能因种桃树而得名，老一辈的人这么说的，后来改叫桃洪镇，生命中的故事本身也是一种传说。我小时候见过的赧水河边，三个古色古香的长码头、月光码头、寺仓码头，以及建码头时捐钱留名的那几块石碑，还有古代商道痕迹的麻石街道，构成小镇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时候，赧水河没有大桥，过河都是靠摆渡船来沟通城乡的距离。我与山妹大约走了两个小时，特意先到码头上看一看河水与风景。时下双抢刚忙完，进城办事的人较多。因此，在码头上等过河的人也多起来了。我们等了上船下船的人差不多了，我赶紧拉着她的手去坐了一回渡船的感觉民。那时，反正坐渡船又不要钱的，不像现在到处要什么过高速费啊停车费啊。
那时候的江水，不像现在污染那么严重，到处是一派湖光山色的景色。江面上，波光鳞鳞，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太阳照在一面镜子上的光环，望上去真有点头昏目眩的感觉。
坐在船板上，戏水的山妹突然发问：“毛毛，进城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自已有点紧张。”我说：“紧张个啥？这大街小巷我可是熟悉得很啊。你怕什么？”山妹说，“那我们总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歇一下，走了半天了，腿都走痛了。”我想了一下，说，“那我们先到我姨妈家去歇一会，姨妈家的房子还是我们家的。”
山妹说，“你姨妈家的房子怎么会是你们家的？”
我说，“我们下乡之后，姨妈家一直没自已的房子，也是租别人的屋子住，我们一下放到你们那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我妈就要姨妈搬到我们的房子去住，免得让大叔三叔他们一家子占了，以后叫他们退出来就难了。”
山妹一听，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也就不问了，就说：“事到如今，随你去吧。但我们还是不到你姨妈家去吃饭了。”我不明白地问：“你是不是有点怕什么？”她说：“我妈说过，城里人很小气的，都很势利，不像我们乡下人实在，”
我一惊：“你小小年纪，就懂那么多事理，比我们城里人的脑子还好使啊！那我俩不去就不去，我身上又没钱，只有几个烤红薯充饥了。”山妹笑了一笑，说：“这不用你担心，我敢约你出来，早就计划好了，等船靠了岸我再告诉你。”我只好打住，当船慢慢过河又返回码头靠了岸后，我拉着她上岸，沿着长码头向城里走去。
其实，所谓的县城，在七十年代不过是个小镇的规模，有几条街道，几个商店，比乡下赶集的地方多一些建筑而已，多一些闲人罢了。但七十年代的县镇，更是一个乱哄哄的大环境，小字报、大字报与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给我少年的心灵上烙印出一种奇怪的想法：难道中国人不搞运动都会死吗？不搞运动就不叫中国人吗？因为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尽忙些什么搞运动，什么斗、私、批的年代。
我们从码头上走进老街，又向新街上走去。一队队举着小旗、喊着口号的人流在我们眼前中穿越。山妹拉住我的手，在我后面紧跟中穿越，生怕被游行队伍的人群挤丢似的。她何以见过城里这种造反有理、闹革命的场面。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们来到一家面馆坐下，要了两碗牛肉米粉，二话不说就吃了起来，大概是太饿了的缘故吧。
这时，一位与我妈年纪不差上下的服务员过来，给我俩倒了一碗茶水。我一抬头，那位老服务员惊讶地说：“这不毛毛吗？好久没回来了吗？怎么今天回来看你奶奶了？”我连忙说，“是的，好久没回来了，金姨你还好吧。”被我叫金姨的女人四十七八，与我们家城里的住宅是面对面，中间就隔一条街道。她是一个很会修饰打扮的女人，从面相上看，保养较好的面孔很显白净，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比我娘要显得年轻许多。
金姨见我与一位女孩在一起吃东西，就问道：“毛毛，这位是你们村的吧，哎哟，一个长得这么乖态的俊妹子，毛毛，你今天要好好地带回去让你奶奶看一下呵。”山妹被金姨这么一说，脸一下子红了。她毕竟没有与这些人情世故老道的城里人面对面地接触过，乡下女孩天然的害羞感油然而生。但她自然地站起来说了一句，“金姨好。”就紧张地坐下来低着头吃饭。
金姨是我们那条叫新街上有名的一个说能说会道、观言察色的精明女人，与我们大家庭中上上下下每一个成员都熟得不得了。每当我们大家庭中出现口角或难解决的家务事时，说来也怪，只要请她一到场，三言两语就会把我们家中那位绝对权威的奶奶与大伯们搞得开心得不得了，一切问题在她的点评之中，瞬间化为乌有。我们那一大家子中，每一个孩子们都是她看着长大的，所以一见到我就特亲热。
她见我们快吃完了，山妹准备起身去结帐的时候，马上制止道：“今天难得见到毛毛，我金姨请你们两个的客，我已经付了。”我说，“金姨，那多不好意思，让你老人家破费了，让我妈知道了，会骂我的。”金姨马上说：“如果你妈知道我见到你连口水都没上你喝上，才真会讲我这个做姨娘的老糊涂了呢，连这点常理都不懂。”我还想说，她马上说：“不要争了，快点回家去看看你奶奶与大姨她们，你也有好久没回来了，快去吧，回乡下别忘了向你爹妈问好啊。”我给山妹使了个眼色，向金姨道了个谢意，就走出了面馆，向我们街上的那个大家庭走去。
（十三）
我们大家庭的那个家，那是我出生的县城小镇。
刘家是一个宅院式的大屋子，两个铺面八米宽，进身长就有十六米，加上屋后面10米的空地，共二十米多，住着我父辈三大户共三十来口人。爷爷、奶奶与姑姑住在下面的老街上。
大家庭的位置，是地处县城小镇最热闹的地方，可能是解放后新建的街道，人们为了把老街道与新街道区别进来，都习惯地称为老街与新街。我们一家住在新街上游部位的建设街十七号。
它是一个邻街铺面式的房子，在不准私人作生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大多数邻街的房子根本不准改造成铺面，只有集体单位的商店才允许在这条新街上开店。在那个一切公有化的年代，选中谁家的房子做门面，不但一分钱的房租不会给，而且你不能有丝毫的反感抵触情绪，要显示出大公无私的样子。否则，不但居委会那些管家庭女人与老太婆的主任，就要开你你家的批判会，还要在大会小会及各种运动场合中多次点名批判。强奸思维，强奸民意，在那个“文革”的年代，已经成为“天正地义”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对“文革”盛行年代的反思，实现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意识的复兴之道，是至关重要的途径。只有在阵痛之后，反思可怕、可悲中最黑暗的“中世纪”给民生带来的可怕与可憎之点，引以纠正。
当我俩快要走到我们那个大家门口时，山妹突然变卦说，不去了，我感到很茫然很无奈。在思维方式上，尤其在同龄中，男孩的思维活力就是比女孩差一大载，根本就没有女孩子那么般的精明细腻。我问：“已经到了家门口，你又说不进去了，那我们往那里去啊，就在大街转街吗？”她说，“你不是说去看你奶奶吗？你奶奶不是与他们不住在一个地方吗？人多口杂，我们还是去看看你奶奶一下就行了。”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连忙说好。桂娇说，“去看你奶奶也不能空着手去啊，总要买点什么东西去看老人吧？
”这下又把我难住了，我只好说：“我没带钱，怎么办？”其实我书包里除了两个烤红薯之外，根本就没一分钱，但我还得硬着皮头说没带钱。山妹马上来了一句，“还是你们城里人鬼名堂多，一点都没有我们乡下人实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偏偏还要来一句什么没带钱。”我被她几句话说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马上钻进去似的。
山妹见我不吭气，知道我有点羞愧的的感觉，马上笑脸相迎地说：“行了，别难为情了，我身上带了钱的。你说，你奶奶最喜欢吃什么？我来买就是了。”我说：“那怎么行，要你破费。”她又一笑道：“又开始装了，什么你的我的。我把人都给了你了，你还在我面前分你的我的，真是虚伪之极。”我听她那么一说，回瞥一下左右，生怕有人听见了刚才她说的话，马上说：“那就快走吧，别在这里磨洋功了，万一熟人看见我到了门口不进家，就会告诉我们大家庭的那些人的。”她一听，也不说什么了，两人绕过我们那个大家庭的门口，直接往一个商店走去。
当我俩从商店买了一些橘子与软糖之类的东西出门时。忽听到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山妹，你也进街来了？”当我与山妹回头一看，山妹惊讶而又高兴地迎上去：“姑爷，你也来街上了？”我一看，此人面目很熟，好像在那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只好站在一旁听他们讲话。望着他们交谈的高兴劲，望着她叫姑爷的那个中年汉子，努力回忆自已在那见过这个大人。噢，我想起来了，原来上回我们那一帮鬼打锣的孩子们去他们后山采茶籽抓“茶苞”吃时，曾在他家蹭了一顿中伙饭的那个姑父。我赶忙上去，也亲切地喊了声：“姑爷，你也在街上。”她姑爷上下打亮了我一下说：“这个就是你爸常说的那位下放到你们生产队那家的孩子吧。”我点了点头，马上来了一句，“上次我还在你们家吃过一次晌午饭哩。”姑爷笑容满面地说，“吃了一顿便饭，就让你记在心里，说起来我倒感到招待不恭哦。”后来，我才从山妹口里知道，她姑父在民国时期是个真正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在方圆几十里也称得上是一方秀才，说起话来也很讲究措辞的。曾在县里文化单位担任过一些职务，是个吃国家粮的人，后来，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说是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务农。从此，离开了吃国家粮的行例。
见她姑爷如此客气，我马上说，“姑爷，今天山妹要我陪她进城来办点事，我顺利也回来看一下我奶奶。好久没见奶奶了，她老人家八十多了。”姑爷见我这么一说，马上就反应过来，催促我们说，“那你们快点去吧，晚了回家就天黑了，我也要去办点事，就不陪你们说话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俩提着东西，沿着街道，向老街的奶奶家中走去。
一路上，我把我家的历史讲给山妹听，山妹听完后说，“要是你们一家不下放到我们村来，我可不会认识你，我们也就没有这段故事了，你说是吗？”我笑了笑说：“这就是我妈常对我们说的，一个人的运程是命中注定的。”
山妹问：“毛毛，你信菩萨吗？信神吗？”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奶奶每初一、十五都要敬神。好多老人都这么做，肯定有她们的道理。”
山妹说：“那现在不是到处在砸菩萨，寺庙，祠堂，连我们莫家大祠堂上的祖宗牌位都找不到了，幸亏还有一个空空的大屋子，让你们一家住在里面，帮我们守庙呢。难怪村里有人讲，下放来的一家子，成了我们莫家村里请来的活菩萨。”
我不明白地问：“什么意思？”山妹笑而不答。
我生气地说：“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跟你了，让你一个人摸黑回去。”山妹见我生气，就说：“好了，好了，莫生气了，我对你说吧。大家讲的意思是，你们一家托家带口的，又干不了重体力的农活，大队、生产队只能像菩萨一样供着你们一家啊。”
我惚然大悟：“原来生产队的人都是这样看我们的。难怪我母亲说，大队生产队的乡亲们都很照顾我们一家的，能干多少是多少，只要出工就行了，出不出多少力从来不讲我们。”
山妹说：“我爹妈曾说过，你们是城里人，是运动把你们请下来的，你们是客人，客人不管待多长时间，迟早会回家的。你们的家在这个县城的小镇上，不是我们村的。”
我立刻说：“山妹，你想当城里人吗？”她说：“谁不想当城里人，起码不要天天喂猪打狗干那些干不完的农活啊。再说了，城里比乡下方便多了，买东西串街看戏多方便。城里是电灯电话，不像乡下农村，一到天黑就四处黑灯瞎火的。城里人珍贵，每月有票供应，什么布票啊，粮票啊，豆腐票啊，还每月上班发工资，不像我们乡下，什么都要自己去干，自已干不出来，就会饿死的。你说，谁不想当城里人？”
我惊讶一跳：“你一个乡下妹子，怎么什么都懂啊。”“山妹说：“都十四岁的人了，我娘说了，要是在旧社会，我这么大早已是孩子她妈了，你还当我什么都不懂啊。”她突然一问：“毛毛，这不到了老街上了，你奶奶住在那个地方？”我左右一张望，才发现边走边说话，我们又快到河边的长码头上了。我连忙解释说：“有几年没回来了，我都找不门了，我们两个已经走过头了，还得往回走。”“山妹急了，说，“现在已经是半晌午了，要是再晚了，我们又得摸黑走路回去，搭不上机帆船了，怎么办？”
这时，我倒像一位成竹在胸的将军一样，一点也不急了。我说，“大不了今天不回了，慌什么。”桂娇一听，湘妹子火辣的性格就上来了，骂道：“你这个死驴爷，还真没看出来啊，你这鬼名堂还蛮多的。”我也不管她怎么责怪，就大步地往前走，相信她此时也不会有什么法子不跟我来。我想上了贼船想回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心里一阵得意，故意只管往前走，看都不看她一眼。
当我走到奶奶家的门口，再回头去看她时，怎么不见她的影子，这下，我心里一紧：玩笑开大了，赶忙又回头去找。我走遍了来回的街道与巷子，怎么也找不到山妹的身影，急得我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知道，虽说这小县城不大，但县城毕竞不是乡下，曲里八拐的街道、巷子，不熟悉路的人，是很难找到一个要找的人。再说，目前都在搞运动，“大鸣、大放”时期，一片“文革”气氛，四处都是人流，万一走丢了，回去怎么向她父母交待。我越想越害怕起来，在大街小巷子中穿梭，左张右望，大约找了个把钟头，还是没有找到她的影子，口干舌燥的我失望极了。我想：都怪我使小聪明，这下要出大事了。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急，只好来到奶奶家，先喝口水再出门去找。
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奶奶家门口时，奶奶一见我就生气地说：“你这个鬼毛毛，还未进家门就跑到那去了？让人家姑娘家等你一个时辰了。”我没好气地说：“谁等我，我还在找人呢？”这时，山妹笑着从门后走出来，说：“你以为不带我来，我就找不到奶奶的家门了。说了你一句，你脾气还挺大的。”我回头一看到她，既高兴又气恼，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奶奶却表扬我说：“毛毛，你开始懂事了，还会知道孝敬奶奶了，买那么多东西来，你也能挣钱了？”我刚想解释，站在奶奶背后的山妹示意我不要解释，我只好第一次学会了装糊涂。我马上笑嘻嘻地拉着奶奶的手说：“孝敬爷爷奶奶是我们子孙应该的吗？”这时，爷爷拄着拐杖从外面走进屋，见到我们，很是兴奋，拉着山妹与我的手说：“好久也不回来看爷爷了，这位想必就是我未来的孙媳妇妹子吧？”这一说，说得山妹脸一下子就红了。奶奶在一旁训斥爷爷：“老不正经的，一把年纪了，把人家闺女家羞得脸都红了，还不赶紧去淘米做饭，我来做菜，不能让孩子们这么热的天过来看我，一口水都没喝上吧。”爷爷不吭气了，拄着拐杖去提灶上的饭锅打米去了。
这时，我的那位三十岁还没出嫁的二姑从外面买了点菜回来，一见我们挺意外的。她说：“毛毛，你好久不回来了，让我们都很挂念你们一家的，你爸妈还好吗？”我说：“还好，让姑姑惦记了，有时间到我们乡下去看看。”二姑看见山妹，走过来拉着她的手说：“这姑娘长得好乖态啊，毛毛，你们两个好般配啊。”山妹大方地叫了声：“姑姑。”就低下头不吭声了。
奶奶招呼我们坐下，二姑忙菜饭去了。我像汇报工作一样，与奶奶聊了一些在乡村的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菜饭做好了，我们吃了饭，就准备告辞，二姑要留我们住一晚再回，我倒想在奶奶家住一晚上，可山妹担心她爹娘不放心，催着我回。我只好说：“过段时间再回来看爷爷奶奶与二姑。”
爷爷奶奶与二姑目送我们出了家门，一直看不到我们的影子才回去了。
（十四）
那天，我俩是从水路码头上搭了简易的机帆船，沿着赧水河回家。
我与山妹坐在机帆船靠头舱的长凳上，乘着凉爽的河风，吹拂着两岸的风景，愉悦的心境随着江南水乡的的美轮美奂，把我们带进诗意的生命空间。江面波光鳞鳞，碧水蓝天，不像现在的河床，生态失衡，每到夏天，干涸得像条小溪，无法行船运载了。
随着顺水的帆船在宽阔的江面上行进，两岸的绿水青山，农舍炊烟，鸡鸣犬吠，尽收眼底。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断断续续。尤其是那些从山区放排下来的一队队木排，像水中的青龙一样，在波涛中翻卷起伏，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气慨，尽收眼底。
我与山妹面对两岸的风景，不时指这指那，那份快乐，那份兴奋，让那些时常在这条水道上走动的乡们感到我们的天真与幼稚。当我看到远处的水面上，那一个个放鹭鸶打鱼的渔民在夕阳的照射下，闪动他们船上忙碌的身影时，一种渔歌晚唱的风景，如木刻般死死地定格在我年少的灵魂之中。啊，那是我多少回梦中的“水乡之魂”啊。
进入九月中旬，已是油榨坊开闸的日子。大队、生产队以及邻近的村庄都把晒干的油菜籽，茶籽，开始拉到山妹爹“莫把式”家的大磨坊去油榨。说来也真是命中注定，一场意外的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大火，降临到这个唯一让乡民能榨出点油的地方。
那天，当机帆船进入我们乡村水域时，船上眼尖的人突然惊叫起来：“大家看，龙头上起火了！”船上一阵骚乱，大家都把头伸出船外，向那个叫龙头上隆烟滚滚的方向望去。
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山妹。她惊恐地拉着我的手跳起来叫嚷：“那是我们家的油榨坊。”船上有的人对莫老把式很熟悉，就问：“你是莫老把式的女儿？难怪有点面熟哩。闺女，先别急，等船靠岸了，看了再说，不要急！”开船的人明白这些上岸人的心情，加快速度，很快就靠上了码头。
当我俩不顾一切地赶到龙头上的油榨坊时，大火已经进人了白炽化了，所有的抢救在大火面前，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
围观的人群，只能望着大火，把油榨坊烧得像一堆堆木炭火炉一样。
山妹的娘在地上哭得歇斯底理，直往火场上撞。幸亏被大家拉着，才没有葬身火海。可那个还不明事理的弟弟，却在一旁看热闹。
后来，山妹娘就彻底疯了。
山妹爹，那个大家称为“莫老把式”的中年男人，被那场火夺去了生命。一个美好的家底，被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的一切。
后来听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山妹妈带着她与弟弟离乡背井。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她们一家人的任何踪迹。
我至今不知道这一家人身在何处，是否还存生于这个世界么？
多少年过去了，唯有山妹与那大磨房，永远铭刻在心灵的记忆之中。
后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东走西窜，离乡后的那份游子故乡情怀，依然絮绕心头。我也不知道，后来的我，为什么凭一时所谓远大理想与冲动而抛弃故乡，去寻找梦中那些所谓的作为时，把“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憧憬在现实中撞得粉碎。
在生命的历程中，有时忍不住会翻动那尘封的记忆。面对曾经那个生命中难忘的故乡，一种远去的乡愁让心灵为之颤动。而现实的我，心灵的那份纯洁，早已被大气的污染所吞噬。
我常常问自己：身上还有故土的气息吗？我还是那少年的我吗？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那场不知源由的大火，把希望与梦想一起烧毁，让我刚刚燃起的初恋之火，彻底熄灭。
（——完——）
（作者简介）
刘志清：笔名，文昌书斋。60年代出生，湖南省隆回县人，就职于新疆阿拉尔市融媒体中心职业资深记者，编导，现任《塔河文苑》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会员，兵团文艺家“双优人才”，兵团签约作家、诗人。国家、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理事，首届“兵团北大作家班”学员，师市首届“社科类特长人才”。著有诗集《欢快的小鸟》。
初恋的乡村
（中篇）
刘志清
乡村是什么？乡村是那纯天然的没有被污染的天籁般生命的家园。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离乡村很近的县城，一个叫隆回县桃洪镇的地方，通俗讲法叫“隆回街上的”。而我少年成长的土地却是在乡村，那是我最初恋的乡村，灵魂深处的乡村，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乡村……
前段日子，到一个叫“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参观，见到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石磨。其中，一块大约达两米高的“母石磨”靠立在展厅醒目的地方，缺了一块合而为一的“公石磨”。
当我看到石磨时，思绪叠现出少年时期在乡村的那个油榨坊。灵魂深处触动了我那段难忘的初恋的乡村……
那位曾经让我铭刻心骨的山妹，你又在哪里啊……
（一）
每年秋色霜降前后，正是大山中的茶籽树结的山茶籽裂缝的时候，也是采茶籽榨油的季节，从油榨坊榨出来的茶油，黄金般金灿灿的颜色。霜降前后的日子，父辈们在忙于夏收，我们那些在家没书读的少男少女，每天天不亮，便带上烤红薯，约细妹子细伢子结伴上山，成群结队到山里去采茶籽。
那一年的清早，踏着晨曦的露水，我们一队细妹子细伢子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中穿梭，进入到茶山中，太阳才从大山的顶上冉冉升起。
初升的太阳，像是从山尖上长出来的一个刚出炉的大烤饼，焦黄焦黄的，香喷喷的，很是勾人味蕾，常常使我们这些肚皮扁扁的孩子们想入非非。有一个长得很水灵的女孩对我说：“毛毛，如果长大了，你家里天天有烤饼给我呷，我就嫁给你。”她这句话一说出口，引起孩子们的一阵骚乱，大家七嘴八舌地哄堂大笑。接下来，就是孩子们一阵追逐打闹的场面。你追赶着我、我打闹着你，一边相骂一边吵闹，闹到了山顶才安静下来。说实话，这位叫山妹的女孩，家境是比较殷富的，比我们这一群光屁男孩的家境，不知要好多少倍。
到了山上后，大家各自选茶籽多的树相继爬上树杈，开始一天的采摘活动。那位胆大说要嫁给我的女孩山妹心灵手巧，采摘动作相当利落，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把背篓装满了。男孩子总是边说话边磨蹭，动作自然要比女孩子们慢得多了。有的人光顾着去找“茶苞”吃（一种打霜后发白的嫩叶子，有耳朵那么厚实，酸甜甜的，很解馋。）而这时的我，被山妹女孩那句话搞得有点五神不定，动作也快不到那去。
少男少女青春萌动的时代，从那一刻开始产生。
山妹见我还没有摘满篓子，就主动把她摘好的茶籽摆在树下，等我下树后往我篓子里倒。同时，还顺利把她摘的茶苞给我呷，让我脸上一阵红。同伴们看到后又是一阵叽喳：“毛毛要讨婆娘了……山妹子要嫁人了……”一阵搞笑之后，山妹生气地说：“那个再停不住嘴巴，等会到山下二姑家去打中伙，就不让那个进屋。”大家一听中饭有地方了，像突然刹了车一样灵，立马闭住了嘴，再也没人叽叽喳喳了。忙到中午时份，筐子里摘好的茶籽已经差不多了，就准备下山。在下山的路上，有几个男孩还主动抢着替她提篓子，生怕吃到嘴的白米饭被人打出来。
走到了山脚下的村落，柴火炊烟的青香味迎面扑来，一闻到就像胃中沾到了久违的油腥一样，饥渴的欲望更加强烈，这正是各家各户炊烟升腾的时候。其中一位男孩说：“山妹，你也没跟你二姑打招呼，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只怕家里没有这么大的鼎锅。”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走在田塍路上就停了下来，开始犹豫不决。因为大家都是吃长饭的年龄，爬了一天山，又上了一上午的树，肚皮饿得早就贴背脊骨了，一个人只少就能吃半升米（大概七两的份量）。说实在的，这么多人又没打招呼，一下子都去，在那个年代，到别人家里吃顿饭，是一件很让人为难的事。因为每个家里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那家里若来了一帮不会懂礼性讲客气的孩子们，没有一大锅米饭，是填不饱这群饿得像小狼崽一样的孩子们。但良知告诉大家，还是不去为妙，不要给人家去添麻烦。
大家正准备开始想往回走时，山脚下一个挑柴禾的中年男子正面向我们走过来。见到我们这群孩子们站在窄小的田塍路上就停下来问：“怎么不走啊？别挡住路。”山妹回头一看，惊诧地说：“姑父，是你啊。” 中年男子一看是山妹，惊喜道：“怎么是你？到了家门囗了，那还不进屋呢？”
孩子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个低下头不语了。
山妹的姑父见大家都不吭气，一下子明白大家的心思。他爽朗地笑道：“怕是我这个姑父管不起你们这群小家伙们的肚子吧？别担心，再穷也不会让你们后生们记我一辈子的。将来你们一个个长大了，有出息了，只要在你们的记忆中记得，有一个山妹的姑姑管了一顿饱饭，我今天就没白叫你们去我家。”大家听到她姑父一番气壮的话，脸上的愁云像见到太阳一样，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高兴得背起背篓回头飞快地向前跑，好像不是为自己高兴，而是为饥饿的胃高兴。在那个困苦的年代，有人能请你一顿饱饭，让你真的记他一辈子的恩。
山妹走在后面，对众人说，“刚才在山上讲的话，谁要回去再传出去，看我不撕烂他的嘴，听到了没有？”大家边跑边应诺：“知道了！”
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吃了人家的嘴短”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那天，山妹的姑姑见到山妹与丈夫领着这帮孩子们来家，二话没说，赶忙到别人家里借了三十斤谷子，带着我们到一家开磨坊的家中，用石磨一般的碾子碾谷，碾了一个时辰，才把谷子碾出来，用风车清理好谷糠与米。
第一次见到的小石磨坊，石磨坊中既有碾子，也有石磨。碾子与石磨不同的是，碾子破皮不伤籽，只有不用破皮的如黄豆浸泡后磨豆腐之类，才是石磨发挥功效的真正目的。
在心灵的记忆中，石磨像一条永远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养育我们生命的奶水。
远的不说，凡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对石磨情结基本上是记忆犹新的。在我的记忆中，湘西南的大山之中，每家每户都有一口五十公分见长的石磨，用来磨粉磨面。用得最多的是用它来磨豆腐。靠近涧溪旁常年流水不断建起来的油榨坊中的大石磨，就是乡村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些日子，饿肚皮的感受，每个中国农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城市毕竟有定量的口粮供应，而在农村，由于天灾人祸，饿死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据历史考证，在那场浩劫中，那些日子里，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又何止千万。唯一能活下来的人们，都会感恩家中有一口石磨的救命之恩。石磨用她那负重的使命，承担起普度众生的生命轮回。
当我们这群小伙伴们走进山妹二姑的家后，山妹的姑爹姑妈没有一点嫌大家的意思，来了便是客。把存在坛子里了快一年的腊肉与猪血丸子拿出来，加上一些酸辣子，炒了满满的两大菜碗，煮了半荷叶锅的米饭，让我们六个少男少女来了个“罗通扫北”，三下五二地吃得个精光。一顿饭的工夫，终于把大家的嘴都封住了，因为那顿饭吃得大家满嘴流油。回村后，大家没有谁去记起山妹对我说的那句话。
现在虽然常有邀请，出席某些高档的饭局，什么生猛海鲜，乌龟王八吃了不少，没有一顿饭局能得记住什么味道。这一生中，唯有在山妹带着我们吃了她姑姑的那顿中伙饭，让我身在天边都无法忘却。
（二）
当然，饭与磨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概念：没有磨，自然做不成饭。尤其在没有现代化设施的蒙昧时代，石磨是家里最实用、最能干的自然工具，又是必备不可缺少的生命伙伴。就像现在的家庭，没有电视、电脑与手机一样的可怕与恐慌。
在我生命的印象中，见到的石磨有大小不一的形状：小的，一个男人就可以四处搬动；中等的，一般固定在家里偏僻的角落；大石磨就不一样了，必须要有专门的大房子来安置。
莫家村的大石磨坊，安置在一个叫“龙头上”的油榨坊内。莫家村的石磨坊不同于别处的水碓、水磨。它坐落在四季溪水不断的山脚下，背临悬崖峭壁，搭建一个吊脚楼式的木板房。屋顶上不用青瓦，覆盖厚厚的杉树皮。有时，山上缺乏足够的水源，推动不了磨坊内的青石大磨时，只得靠黄牛才能拉动石磨，磨坊又被乡下称为“牛磨坊”。
石磨的造型大体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都是太极式的逆时针运转。记忆中的榨油坊与石磨坊都在一座屋檐下，分为两个作坊。石磨坊大约100平米左右，长方形。正中置有一巨大石磨，直径有2米，分上下两块磨盘。上磨盘厚约25厘米，下磨盘要厚于上磨盘，大约30厘米，两侧凿有倒立的“T”字纹样沟槽，嵌入的杂木直通磨盘顶部，与横在石磨上且一端下斜而出的原木相接，合而为一，体现一公一母，一阴一阳的哲学理念，与生命的原理本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榨油坊却比石磨坊要大两倍，大约三百平米宽，主要是用于榨茶油与菜籽油。乡下孩子们采摘的茶籽，要通过晒干剥桃去壳，把籽抠出来之后又要晒籽，等茶籽真正晒干燥了，榨油坊才收货。榨油坊收到茶籽可以开闸的数量之后，才正式开闸榨油。榨出的茶油通体金黄，绝对的天然食品。
小时候，我们只要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往大磨坊中去玩。望着长年在一座屋檐下的两个作坊中轮动的石磨与榨油轱辘，被人还编出了童谣唱起来：“车轱辘，轱辘转，一天到晚走圆圈；大石磨，转轱辘，转来转去老地方。” 榨油坊与石磨坊不同的是：榨油坊占地面积要比石磨坊大几倍。榨油坊的地盘，在整个房子的地上摆布着，高50公分，直径就有五米见长，由一条老黄牛套着牛轭沿着地盘转圈。地盘十公分，在圆周式的槽深轨道中，竖立一个一米高的铁饼式的钢轱辘，中心用一根巨木头套在轴心的圆孔，一头带有铁链的牛轭，架在老牛的脖子上，碾起茶籽或菜籽来平稳均匀。竖立在坊边上靠墙头的是高大的榨油闸子，元木、方木相坎，用阴阳合一的凹凸构造组成。
每当开闸榨油的时候，我们那一群淘气鬼，不约而同地守在大磨坊中看大人们是如何上闸，如何碾米磨粉、碾压茶籽与菜籽等一系列工序。有时，用老黄牛拉磨的时候，看到大人们把铁链的牛轭架在老牛的脖子上，然后用黑布蒙住老牛的双眸，最后在老牛与石磨间横系一短竹竿，既可免去牵着牛走的麻烦，又可防止老牛拉磨时偷食。剩下的赶牛、加茶籽或菜籽等活计，我们小孩也在一旁帮倒忙，惹得大人们一顿臭骂。
孩子们爱热闹，是不会看人脸色的。劲头来了，我们还会帮老牛推着沉沉的大石磨，若是推累了，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横躺在磨盘上，任老牛悠闲踱步。如果大人们觉得磨出的粉粗了，我们会抢着爬上石磨，娴熟地在磨窿里加入一两根木棒，来减慢石磨进食速度，防止粗细不均。在老牛卖力地奔走下，磨出的粉像水帘洞的雨帘，均匀又细腻。临近年关时，磨坊就特别忙。磨豆腐的，榨油的，往往是你家磨罢他登场，磨坊也跟过年似的热闹极了。
山妹的爹是管大磨坊的“老把式”，属于现在的技术总管之类的人物。他靠出众的手艺与技术，让方圆几十里的乡里乡亲很是敬重。只要他把关的榨油坊也好，石磨坊也好，无论是榨出来的油还是磨碾出来的豆浆或米面，都是众人称道的。
那时候，山妹她爹才三十多岁，正是壮年，膝下一男一女。山妹与我同年不同月份，差不多大，她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我们都是在一个村里长大的孩子，彼此都是左邻右舍。孩子们在一起玩，谁家的故事都是公开的，没有几个家会像现在这样藏着掖着有什么秘密，生怕别人知道似的。那时人与人的交往，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这是为什么会让今天的人们更加怀念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氛围。因为在那个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的提防与担忧，大家都生活在同一起跑线上，贫富差距不大，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有什么事情都是摆在桌面上的。
在当时的农村，大人干生产队的农活，十三岁的山妹却挑起了烦琐沉重的家务活。喂猪打狗做饭扯猪草，还要照看弟弟的起居，基本上落在她那弱小的肩上。她用那弱小的双肩，挑起了大山般的沉重。
有一次，合当我俩有事。那是一个暑假星期天下午。她安置好弟弟放在我们家，让我外婆看管后，提着竹筐子约我去河边捞河里的丝草，我就提着蓝子跟她去了。来到河边，我脱了衣服，二话没说，穿着短裤跳到水深的地方去捞丝草。
丝草是水草植被，长在河滩沙子地的深水中。因为水深的地方丝草又嫩又长，郁青郁青的，可以拿来喂猪或喂鸭子。岸边上的丝草见了阳光又短又老，会水的男人们一般都到深水的地方下个“闷子”去捞。我与往常一样，我在深水捞，捞一把之后，从水中冒出头来换口气，把丝草往岸边扔，她在岸边拣。接着，我再一个闷子下去，捞一把丝草后浮出水面，举头扔向岸边。两人合作默契，大概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两个人的竹筐子装满了。之后，她就坐在沙滩边，看着我在水里仰泳、蛙泳，兴奋的脸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映红了半江的水面。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太阳开始落下山去。我俩整理捞上来的丝草，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天空突然黑了下来。我们抬头一看，头顶上已是乌云翻滚，我说，“不好，要下泡雨了”。话还没落音，倾盆大雨就下了起来。
我俩提起装着丝草的竹筐子飞跑，一阵暴雨把我俩逼到路边的一座放草灰的牛栏屋边，我们只好跑进牛栏屋里去躲雨。牛栏屋离村庄还有两里地，我俩又没带雨具，只好等停雨后再走。
大雨好像与人作对一样，你越是心急，它下得越大，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俩只好坐在草堆上，望着天空发呆。山妹说，毛毛，怎么办？我说，现在有什么办法，只好等到雨停了再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天一暗下来，原本穿着单薄的衣裳开始有点冷了，越来越感到阵阵寒风袭人。
一阵寒颤，她一连打了两个喷涕说：“毛毛，我有点冷，我好害怕。”我壮着胆子说：“别怕，有我在！”其实，我心里也直在打鼓，害怕极了。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天一黑，四处都是墨黑墨黑的，连点光影都看不到。作为两个才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来说，遇到这种事情，尤其是四处墨黑无人，狂风携带着大雨闪着雷电，那劈厉的闪电声，夹杂着榴弹炮似的声音，轰鸣般从天而降，震耳欲聋。
山妹吓得心惊肉跳，缩卷着身子直往我怀里钻。在那个时候，男女有别的传统念头，在求生之即的此刻，已荡然无存，每个人在面临世界末日之时的那种求生欲望，想到的是如何相依为命，躲过这场灾难。
本来是盛夏的季节，两人都穿着单薄。20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孩，像山妹这种家庭条件算好的人家，在乡村也只能买上“的确凉”之类的布料衣。这种面料在当时用“布票”购物的年代，是很高档的料子了。山妹她爹很有经营之为道，人脉关系自然广泛，加之镇上又有朋友之交，还有一些讲不清楚的远房亲戚来往，逢年过节走访朋友亲戚时，自然会带上一些出自他之手的茶油去送人，镇子上他的那些朋友或亲戚自然会送几尺布票给他。她爹就山妹这一个女娃，加上一个六岁的弟弟，有了布票之后，就在镇上选择一些适合孩子们喜欢的布料给他们做衣服。
盛夏时节，两人本来都穿着单薄。我当时穿了一件“海军篮”条纹的圆领衬衫，山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衣。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十三、四岁对一个女孩来说，已经属于那种情窦初开的年龄了。她被雷声吓怕的脸蛋，在白“的确凉”衬衣的衬托下，更显得苍白又怜悯。由于长期的农事劳动，胸脯发育得早，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戴胸罩的风俗。因此，两个丰满圆润的胸脯真有点特别的扎眼，走起路来真像两只藏在胸前蹦蹦跳跳的小白兔，特有少女的风韵。不像现在的女娃，长到二十来多了，由于很少从事体力劳动，胸部发育得特别的慢，有的一辈子都是一马平川似的。现在有些女人为了隆胸，求助于各种广告上那些铺天盖地的丰乳药品，或搞出个什么人造假象来，以显身材的青春之美。
当时的我与山妹的年龄又不相上下，真是纯纯的“生瓜蛋”一个，完全处在那种摸鱼、堵泥巴口子的玩童阶段，根本就不黯世事，更谈不上懂什么男女之事。当她被一阵阵炸雷声吓得心惊肉跳时，缩卷着身子直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把她当女孩看待，还煞有介事地把她与我们玩泥巴的同伙一样看待。说，“不要怕，靠近点，不冷。”
那时的乡村，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指引下，普遍要求种两季的稻子，夏秋最忙称之为“搞双抢”。即抢时间抢季节，收了夏粮又赶忙重犁田忙插秧，为加快时间抓秋粮，赶在秋暮之前做到颗粒归仓。那天刚好是收早稻的七月中旬，放草灰的牛栏屋堆了半屋子的稻草。由于是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我们一点思想淮备都没有。甚好牛栏屋里有半屋子的干稻草，我俩只好缩卷在厚厚有的草堆，像两只受惊吓的小兔子。
突然，又一阵闪电雷鸣般的劈天炸雷从天而降，“轰”的一声，像从半空中爆炸一般，吓得我俩不由得滚在一堆，直往草丛中钻。她向来大大咧咧，也根本没考虑过自己是个女孩，男女有别，直往我身上扑，深深地压在我的身上。奇怪的是，她压在我身上时，让我不但没有一点负重感，而且觉得特舒畅的感觉。
她身上那种女孩天然的气息，让我不由得有某种意念的冲动。尤其是她胸脯天然般地压在我的胸腔时，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抱住了她。由于我下面穿着的只有一条短裤，那个从未萌动过的东西，好像被某种气息所激活，突然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似的，不断地在被她压着我的地方开始跳动。随着雨点与雷声的不断急剧，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贴得越来越紧，她顺手把旁边的稻草搂过来，盖在两人的身上……
（三）
从那以后，山妹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在家里干完家务活之后，总是找着借口来找我出去玩，又是到山上去砍毛柴，又是到自家地里去除草，下雨天，总是拿着竹片，约一个同村叫兰花几的妹子来我家编斗笠。
当时，莫家大队有一个斗笠厂，每家每户不到出工年龄的细伢子细妹子都会编织斗笠来添补家用。编一个毛坯的斗笠分甲乙丙三个等级，交到厂里可以分为六毛钱、四毛钱、三毛钱这三个档次。山妹编织的斗笠在村落中是编得又快又好的一个。她心灵手巧，编的斗笠每次都是甲等货，一个月能编二十多个，挣十多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挣到十多块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山妹的爹是个很能干的手艺人，榨油的季节，除了在大磨坊里管榨油的事外，平时又在斗笠厂当厂长与采购，一身兼有多职，在莫家村中出算是“最会来事”的精明人。山妹她娘三十出头，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在山妹的身上多少也有她娘的影子。
当时十三四岁，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也只能挣到三工分。全劳力一天可以挣十分，能干的女人们挣七分，余下的不是正式劳力都是五分四分三分。我们一家从69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下放迁户到莫家村后，也自然成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家，干重体力的农活自然不是乡下人的对手。
下放农村时，家里人口多，我还不到七岁。除了大姐早年出嫁外，二姐68年初中一毕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比全家早下乡一年，离莫家村仅十多里地，一个叫“小角”村的地方，当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青年，平时也很少回家。幸运的是，二姐只在乡下干了一年多农活，因表现积极，招人喜欢，在有招工指标与机会的时候，被大队、公社推荐顺利招工入厂，当让一名让人很是羡慕的工人。在那时，能被招工进厂当工人吃国家粮，是很多年轻人最向往的事情。一年之后，我们全家被下放农村，随父母下乡的有三姐与大哥、二哥与我，另外带上外婆，一共七口人，来到了离县城三十多里地的北山莫家村，住进了莫家当是被清空的大祠堂里。（乡村一晃就是十年，直到79年被落实政策回城，才告一段落。）
自从与山妹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我好像做了某些见不行人的事似的，生怕再见到她。可她好了，有事没事常来我家，约我去扯猪草或上山砍柴禾，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依然表现出山里人那种落落大方的模样。
那场雨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学校已经是放了暑假搞“双抢”的季节。
家中的大人们都忙于打禾收稻谷去了，吃完午饭，她又主动来我家，约我去山上耙“丛毛”（就是大风刮后，那些被刮落下的松树针叶，当地方言叫“丛毛须”）。就是用一个竹片做成的耙子，把树下的“丛毛须”用耙子耙拢来，回家当柴禾烧饭用。莫家村四周的山并不高，最高的也不过两百多米高，山也不陡峭，上山下山也不是太难。山妹挑了一担粪箕，拿着一个竹耙子，挎了一个黄书包，包里鼓鼓的不知装了什么，一进门先叫我外婆一声：“奶奶”。
七十多岁的外婆，夏天闲时总是坐在屋檐下，身旁泡上一盆子青麻，膝盖上放一片青瓦片，不停地搓织绩麻，搓得像小细绳一样，搓好一根后，一扎一扎地扎好，挂在凉衣服的竹杆上。绩麻凉干水分后，到冬天农闲时纳鞋底用。外婆一见是山妹来了，知道是来找我的，就朝屋里喊了一声，“毛毛几，山妹几来叫你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口音，叫谁的名字都在后有带个“几”字。此时，我正在牛栏屋里给那只小牛犊添青草，听到外婆的叫声，心里真有点惶恐不安，血液一下子就有一种徒然升高的感觉。
我不敢马上去见她，只在牛栏屋里不断地喂牛草，故意“磨洋功”（土话：装样子拖延时间）。通过那次灰屋中的事后，我开始有点明白，少男与少女之间的那种爱慕之心的原始由来。大概是我从未与女孩零距离接触过的缘故，“怕丑”的心理一直袭击我的心头，使少年的我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心事，一种不能与任何人倾诉的属于自己心中的“秘密”。
此时，外婆见我半天没出来，放下手中的活，走进后屋的牛栏屋里来，第一句话就说：“你这孩子，是不是耳朵比我还聋？没听见人家姑娘家在叫你吗？你看看人家孩子多懂事，家里的事里外都干，就是你一个男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还不如一个细妹子懂事，眼里没活，烧饭的柴禾都烧不了几天了，还不去耙点崇毛丝回来，等到双抢搞完了，别人都有空了，你想去耙也耙不上了”。
被外婆这么一番教训，我赶忙从牛栏边找出我常用的那一副适合我挑的篾竹扎得一米高的粪箕，两个拢在一块，扁担一挑，挂在右肩上便出了门。
外婆在后面喊道：“带两个烤红薯和点水在身上。”
山妹回答说：“奶奶，我都带上的。”
外婆望着我俩远去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长大了真是多好的一对啊。
（四）
穿过村子后面的那一片柏树林带，我俩一前一后开始沿小路进山。
正午过后的山粱，太阳不那么毒了，四周寂静极了。远处传来一阵阵踩打谷机的节奏声外，只有林中被我们的脚步声与说话声惊飞的斑鸠，划破了山的宁静。
路上，山妹生气地问：“毛毛几，你是不想躲着我？”我说，“没有啊！”山妹一把拽住我，问：“是不是沾了便宜想卖国（乖）是不是？”那时的我，那有现在这么口齿伶俐，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一句话就把我问得没声音。
我挑着粪箕闷着头直往山上走，不敢回答她的提问。山妹见我没声音，一生气，腿脚比我还快，一个箭步冲到我前面，直奔山顶上而去。而我，只能在后面慢慢磨蹭，仿佛心事重重的样子，一步一步地向她的方向靠近。
等我走到山顶那片松树林中的时候，山妹已坐在一块青石板上歇了好一阵子，好像还在生我的闷气。我怕她心直口快，那天一不留神把我俩灰屋里那点事倒出来，那我就完了。
山粱的清风一阵刮过来，我的头脑清醒多了，心头灵机一动，主动上前坐下来，靠近她说：“你还在生我的气？”山妹问：“为什么躲着我？不肯主动去找我？”我说：“我生怕你家里人知道了，又怕你爸那副面孔。”山妹说：“你当我爸似老虫（老虎），会把你吃了？其实我爸对我比对我弟弟还疼我，只要我护着谁，我爸肯定不会向着别个。”
我说：“那我那天去你们家找你嗨（方言：玩的意思），你爸不会用梢子炒肉——打我一顿吧。”山妹娥说：“才不会呢，上次我俩被雨淋在那灰屋里的那天晚上……。”说到这里，她脸上像一阵红云飞过，直红到耳根后面。我追问，“你爸说什么来着……？”她轻轻说：“还用问吗……？”我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会说我什么？”山妹很认真的样子对我说：“我爸说，那天多亏了身边有一个伴，不然会浸死在那里，还不知道呢？等过些日子，说要请你到我们家去一趟，说要当面谢谢你哪。”我惊呀不已，说：“不会吧，你没有搞错？你不会把我俩的事告诉了你爸妈了吧？”
她用玉指在我的头上戳了一下，以成熟女人的那种口吻嗔怪道：“傻小子，这种好事会轻意地告诉别个，对父母我都不会说的。”我进一步问：“那打死也不会说吗？像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在敌人严酷拷打面前，宁死不屈？”她用瞳孔放大的眼神望着我，点点头，像入党宣誓般坚定地说：“绝不出卖机密，永不叛党！这下你放心了吧。”
她一囗背出像电影里一些耳熟能详的套话，用在这里，让我大吃一惊。同时，潜台词中让我明白了爱的神力闪现的灵光。想起当年山妹所说的那句话，记得有一部《历史的天空》的电视连续剧中，一位国民党的参谋长曾对他的师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女人如果被情所驱，什么风险都敢闯，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秘密都能保守，比利益驱动的威力要大几百倍几千倍。有了山妹这句入党般的誓言作底，我似乎胆子大了许多。后来终于明白了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坚定的女人。
山妹看着睁大了眼睛的我，羞涩的低下头说：“干吗那么看着我，不认得啊？是不是饿了吧？”经她这么一提醒，心中刚刚升起的那点邪念，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路走来，肚子点确有点饿了，口舌也有点发涩，干干的味道，加上山风吹过来的瘴气熏人，给我有饥渴的感觉。我后悔当时没听外婆的话，顺便带点红薯与水什么的可以解馋解渴。看着我那一副永远填不饱的样子，她笑道，“知道我的好了吧？”边说边从她的黄挎包里拿出蛋糕，在我的面前晃动一下，“这个怎么样？喜欢吃吗？”我一看，是稀罕之物，问：“你们家还有这个东西？从那弄来的？你爸真有本事。”她说，“上次我爸去溆浦县为斗笠厂进竹子的时候，一个老板送给我爸两包。我问我爸，这是啥东西，爸告诉我，这种东西叫蛋糕，是专门凭优待票卷才能买到的。我爸自已一块都没动过，专门带了回来，给我和弟弟吃的，我和弟一人一包，我与妈都吃了两块了，我的一份特地留给你尝尝鲜。”我二话没说，拿起来就狼吞虎嗯地吃了一块，吃得满嘴跑油。味道好极了！
望着我那一副吃相，她满脸的笑容比她吃了还开心。见我吃得太快，有点打嗝，赶忙把背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水，才算回过气来。随后，她又让我吃了两块蛋糕，自己只吃了一块，喝了两口水，算是打了中伙。
我吃饱喝足了，用袖子一抹油油的嘴巴，她马上递过来一块白手绢说：“给，一点都不讲卫生，还是城市来的种。”一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
她先起身说：“你先再坐会，我去看看那片树下的丛毛须有没有被人耙过。”说完，就钻进了背后当风口的松树下侦察去了。
她走后，我像一个吃饱的主儿，双手枕头，仰天望着那透过树叶的阳光与蓝天，心情有一种被人侍候之后的满足感与优越感。
（五）
天籁般的大山，四周的“知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不时也传来几声小鸟的叫鸣声，听后十分惬意。午后容易瞌睡，惭惭地我就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山妹不在身边，不由得大惊失色。一看天色已近黄昏，太阳快落山了，我吓出一身冷汗，赶忙从地上爬起来，四处去寻找山妹与我的粪箕。
当我在山背后的树丛中听到阵阵“簌簌悉悉”的耙柴声，靠近一看，山妹已经把丛毛须耙得一堆一堆的，正用手把丛毛须扎滚成一个个圆筒，往粪箕上垒。三角架式的粪箕，被她垒摆得像一个圆柱形的滚筒。有经验的耙柴男人们，常常能把枣红色的丛毛须在粪箕垒得扎扎实实，一点都不脱泥带水。水平高的人垒出的粪箕担子，甚至可以随意从山坡上往下滚做到不散架，这就是打柴禾人的绝活。有时，男孩子们上山耙丛毛须都以此打赌，谁的丛毛须滚下山去散了架，谁就输一壶自家酿的米酒。
当我不好意思走到她跟前时，她只说了一句，睡好了？就继续忙着把手中的丛毛须像卷被子一样边卷边垒在粪箕三边的竹片上。我也不敢多言，赶忙动手干活。大约不到半个时辰，两担丛毛须都垒扎好了。当她坐在地上喘气的机会，我才问：“怎么一人都干完了，也不叫醒我？”
她笑着说：“你这种城里出生的人，哪有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干这活利索，还不如我一个人干得快。”她手指着前面又一片松树林下，还有一大片厚厚猪血般红红的丛毛须说：“这两天大人们都在忙打禾，没时间来耙柴，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多来几趟，把过冬的柴禾搞齐了，我们就可以坐在家里编斗笠挣钱了。”她这么一说，把我说得点头不已。从这些细小的事情，让我对眼前这个勤快能干的女孩刮目相看，佩服山妹这个女孩，从小在父母勤劳思维的浸润下所感染的治家方略。（这也许叫家教传承，书香门第吧。）
应该说，对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每一个家庭来说，能吃饱上顿顾着下顿的日子，已经是很不错的家庭了。她爸（人称：莫把式）一家都是我们方圆十几里算得上有手艺懂经营的行家里手。在“文革”前后的岁月中，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洪流中，能把一个大磨坊与一个斗笠厂存活下来，居然还经营得有声有色，且深通其生存之道，实为不易。依我现在的理解，当时如果莫把式去经营其它项目做生意，厂子不但开不了张，肯定会以各种“封、资、修”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罪名抓起来，不整得死去活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绝不会罢休的。
然而，莫把式就是能运用“别出生财”的办法，以生活必须品与日用品为由头，居然为大队把大磨坊、斗笠厂办起来了，不但供应全公社，还远销县城各乡镇，打出了品牌。以至后来，“莫家斗笠厂”的名气比大磨坊名气大多了，成为名符其实的“北山斗笠”（以北山公社的名称命名），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单位，大队书记还经常出席县里召开的各种先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革委会”还下过印着大印章的红头文件到公社，成了县里开会的代表，受到县里领导高度表扬的人物。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新产品的诞生，取代了长期戴在农民头上的那顶竹斗笠后，斗笠厂子像一个走到数命的老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样，从此，只能走入人们的记忆之中。由此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只要以某种官方红头文件来命名的各种头衍，如皇恩浩荡的“圣旨”一般，谁敢说个不是。
当太阳下山时，天色开始暗下来了，我俩每人挑着一担扎得紧紧的丛毛须高高兴地往回走。到了半山腰上，山妹故意又生出名堂来，说：“毛毛，还早呢，歇会再走。“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只好就停下来，与她一道把担子靠在树旁边。
我俩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她把水壶从挎包中取出来，拧开塞子，这次她先喝了两口之后再递给我，说：“我已经没有把你当外人了”。人在口干舌燥之时，谁还讲究那些什么卫生不卫生，干净不干净的想法。我接过她递来的水壶一口气喝了好几口，方才停下来。她看着我喝好水了之后说，“你这城里人，平时不是很讲究的吗，也不擦一下水壶的口子就喝，也不嫌我口脏？”我笑着说：“这可是嘴巴对嘴的好事，还回避吗？”她一拳打在我的身上，说“你真坏！”我顺势将她搂在怀里，手也顺势碰到了她丰满的胸脯上。她不但没骂我，又故意在我怀里仰着头又说，“你真大大的坏！”但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
我也是一手搂住了她的柳腰，那双不听使唤的手在她他上摩蹭起来……惭惭地，少男少女火热交融的生命气息，笼罩着黛色的远山与村落……。
（六 ）
回到村落，天已经黑了，搞“双抢”的大人们收工开始回村了。
我俩抢先一步，大概提前了十几分钟把柴禾靠到屋檐的北脚下时，收工的人才路陆陆续续回到村口。
一进门外婆就问我：“怎么搞到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又到山里野去了。”我狡辩道：“外婆啊，你也不看看，我们两个那担丛毛须有多扎实，我们爬到山顶那边才找到有丛毛须的地方，其它地方都被人搞得光光的了。这两天大家都在田里忙着打禾，我不用点劲、发点狠，再想去耙柴恐怕就晚了。”外婆经我这么一说，还赞扬我两句：“小毛毛，你开始懂事了。”
旁边山妹说道：“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多去两趟，不然的话，等大家都闲了，恐怕就耙不到丛毛须了。”外婆说：“嗯，你们都开始懂事了。”转过身来又把我训导了一顿：“要不是人家山妹喊你去，你也只晓得贪玩，只晓得天天泡在大塘里去洗澡摸鱼。”我俩相互做了个鬼脸，心知肚明。
聊天之时，父母与三姐及大哥二哥从田里收工回来了。一进门，大哥就看到靠在屋檐北脚下的柴禾，很高兴地说：“哎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谁到山里把崇毛须背到北（壁）脚下了？”外婆说：“今天是山妹喊毛毛一起去后山耙的丛毛须，也刚进门。”二哥也笑着说：“看来，我们家的老小开始懂事了，不要大人喊了，蛮自觉的嘛。”母亲一听，从家里提着马灯走到门口，在壁脚下用马灯一照，惊诧地说：“毛毛，你从来耙的丛毛须都是松松垮垮的，总是一担还没有半担多，今天怎么把崇毛须滚得这么扎实？”二哥边在缸边淘水洗脸，边笑着说：“今天恐怕是有高人指路吧？”
我装着沉稳的心态说，“平时你们都讲我干活没人样，今天我露一手给你们看看，我也会干山里的活了，也不比你们差。”父亲坐在门槛上一直没有吭气，见我理直气壮的样子，终于发话了：“你们两个当哥的，要有点当哥的样子，弟弟干得好，就要多鼓励鼓励才是，不要说话带刺嘛。我看毛毛今天的表现，就值得我们全家高兴，说明我们家又有一个壮劳力在成长了。”经父亲这么一定位，三姐走过来说，“毛毛，爹在表扬你了，我们几个没时间上山弄柴禾，你就辛苦一点，多去耙些崇毛须，奶奶在家给我们做饭，也不用我们发愁了。现在双抢这么忙，打完早稻就要插晚稻，农时不等人，你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说明你真长大了，懂事多了。”经大家这么一说，我心理暗暗窃喜，他们那里知道，我在外面过得神仙一般的日子。
那个时代的人们，其实脑子都是极单纯的，不像现在的人书读多了，情感剧铺天盖地，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手机，还有互联网什么的，脑子转得快，个个都像读过兵书似的，尤其是在官场上混过的那些人，更是观言察色，鬼得像精怪一样。
外婆把饭端上来了，母亲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瓦钵子，分饭。那个时候，口粮是很紧张的，饭是定量分着吃，菜是队里分的几分自留地上种的蔬菜。无非是白菜、土豆、豌豆之类的品种，千篇一律，每个家里都差逑不多。常言道，父母疼晚崽。外婆更是如此。外婆年纪大了，常常把她的那一份总往我钵子里拔一半，让其他两个兄弟好生妒忌。我们一家七口人，三姐比我大六岁，已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了，大哥比我大五岁，快二十出头了，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二哥比我大两岁，快十六岁了。父母都是五十出头的人，外婆也是七十多了。在三代同堂的家中，我算是没吃过多少苦头的人了。
晚饭吃完了，大哥说，“老二，我们拿着电筒去田塍上捉点嘛蝈（青蛙）回来，明天给奶奶熬汤喝。”老二说，“嗯，这个点子好，好久也没开过洋荤了。”父亲说：“生产队里不是明文规定不准捕抓益虫，你们不知道吗？”二哥说：“爹，你就是脑子不转弯，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还被尿憋死啊！每到这个季节，那家不是白天闲时吊嘛蝈就是夜里捉嘛蝈？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这么干，人人都不说。”其实， 世上的好多事情可以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说不可以做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母亲发话了：“捉几只嘛蝈屁大的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说明都是约定俗成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母亲虽然只上过几天识字班，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外，是个地地道的文盲。可她是个开明人，从小与外婆做小本生意谋生，算起加减乘除来，只要秤杠一翅，就随口报出斤两与多少钱。别看她没有文化，说起话来还能出口成章，民间这些成语或歇后语，用起来还一套一套的。从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她，对人对事反应敏捷，思想开朗，心胸容物，绝不是那种小脚女人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家中，她最具权威性，可以说，家庭中的大事小事，只要她认可，母亲的话就是一言九鼎，实用可行。父亲见权威人事说话了，也就不吭声了。
二哥问旁边还没有吃完饭的我：“毛毛，你去不去玩？”我说：“当然想去啦。”话还没讲完，山妹进屋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塑料桶装的茶油过来，一进门就说：“大娘，奶奶，老爹，我娘要我给你们送点茶油过来，知道你们家没分上茶籽山，吃不上好茶油。”
母亲连忙迎上去说：”大妹子，你娘干吗那么客气，我们家又没有什么回礼的东西，你爹你娘却时常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家子如何受得起。“山妹说：”今天我与毛毛一道上山，耙了那么一担扎扎实实的丛毛须回来，我娘还夸我能干，要不是毛毛帮我，我那有这么大的本事挑下山啊！“
大哥二哥在旁边一听，相互使了个脸色，把我搞得混身不自在。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那点小聪明小本事，偷奸耍滑还可以，干重活都是家庭出了名的“驾水溜”货色。连我母亲这么聪明的人都一时没搞懂，我一下子就这么能干了，居然还能得到别人父母的高度赞扬，还羸得小姑娘的青眯，送一壶救命油来，真是喜出望外啊。
在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在农村唯有那些像莫把式这种有手艺的人才，才会在那个环境条件下一家子不会缺吃少喝，过得纵善如流。那些往往只会干死活的苦力人，永远就是劳累的命。
母亲见她提着茶油来，感动得连忙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地招呼着说:“山妹啊，你娘也真是的，乡里乡亲的，还那么客气干嘛呢？弄得我们怎么好意思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啊！”山妹说：“看你说的，大娘，我爹说了，等双抢忙完了这阵子，还要请二老过去坐坐，拉拉家常。”母亲说：“好的，好的！”
大哥，二哥见大家在说话，悄悄的拿着捕嘛蝈的工具与电筒出了门。三姐故意问山妹，“山妹，你今年多大了？比我们家的毛毛差不多吧？”山妹说，“与毛毛同年的，月份不同，毛毛是年头正月的，我是年尾腊月的。”外婆在一旁搭话：“一个年头，一个年尾，相差不大。毛毛比你大一点，可没你那么懂事，干活偷赖得狠。山妹啊，你要好好带带他。”山妹说：“奶奶那里说的，毛毛可懂事了，经常帮我干重活，我爹还经常在我娘面前夸他，勤快，聪明，不像我们村里的男孩，个个只会骂天骂地讲粗话，能有多大出息。爹说了，你们是城里来的，不容易，要不是党的下乡政策，也不会到我们这个乡下来，干我们这些重体力的农活，来受苦。”
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还是你爹走南闯北有见识，有学问，教出来的儿女都是那么明世理的。毛毛，有机会跟山妹爹学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站在一旁的我，那敢有说话的余地，只是不停的应诺而已。山妹见此说，“老爹，大娘，奶奶，三姐，我该走了，不打扰大家了。”说着就迈出了门槛，还是三姐反应快，对我说：“毛毛，还不去送送山妹一下。”外婆说，“要送就要送到家。外面黑灯瞎火的拿个手电去。”
我马上到里屋去拿了一个电筒，赶紧出门，朝她走的方向追了出去。
（七）
当我拿着电筒一路追过去的时候，站在大塘边柳树下的山妹其实正在等我过去。当我气喘嘘嘘的跑到她的面前时，说了一句，“你走得也太快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就说：“你以为我真知道你们家没油吃了，我是以此为借口，来找你才出来的。”我说，“你真鬼的，白天待在一起还不够啊，一分钟都离不开？”我边说着边观望四周有没有什么声响，确信没有人走动的声音时，我才大胆地抱住她，一阵疯狂地与她狂吻。这种“伊甸园”之门的心态，往往使人火急火燎，在两个少男少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我想更进一步时，猛然清醒的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等我那天嫁给你的时候，才允许你那样。”一下子使人热情全无，无语了。我说，“那我们走吧。”两个人才从清醒中分开，沿着大塘边手拉手地走向她的家门口。
快到她家门口时，我说，“你到了”。她又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别不高兴，以后会有那一天的，别忘了，明天照旧去山里耙丛毛须。”说完，转身闪进了她的家。
望着她进了家门的样子，我才怏怏地往回走。
第二天上午，大人们都出工打稻子去了，我还在家里帮助外婆把栏里的猪喂好潲，山妹已挑着粪箕到了家门口。外婆见她来了，忙说，“你快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莫要人家等”。听外婆这么一说，我马上挑着那担粪箕，顺手把外婆早给我准备好的一小块一小块敲好的米糖带上，与她一道出了村。
还是沿着昨天走过的那条路上山。但感觉不同的是，我在她面前已经没有昨天那种胆怯的感觉了。人往往是这样，胆子是别人惯出来的，女人都一样。尤其是女人（在这里把她当作了女人来说），一旦男女之间有了一种亲密接触之后，心就会有某种默契的感觉，正如佛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是两个宇宙的互动，能量的互补，也是我们常说的心领神会，相互之间也没有以前那种羞涩”怕丑“的感觉，说话作事也开始随意了很多。
一路上，我开始话多了。我说，“山妹，看不出来啊，你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居然敢找着借口上门，还让我家里人都把你表扬一番，把我擞落了一顿，你真行啊！”山妹说，“我不找点名堂，怎么让你娘以后怎么接受我？我现在就要开始铺垫与你们家庭的感觉。免得日后进了门再来联络感情，就怕来不及了。你说我做得对吗？”我想了想，用了《沙家滨》里面的一句刁德一的唱词说，“看不出，你这个女人不寻常啊！”她忍不住掩嘴笑道：“你把京剧都学会了，还是你们城里种有文艺细胞。”
边说边走，一会儿我俩就到了山顶上。山妹找了一个有”砖叶“草地郁密的地方，从包里拿出一块垫布铺在上面。我毫不犹豫地把屁股坐了下去，两腿一伸，四肢八叉地躺在地上。山妹见我先躺下了，说：“就你会享福。”我马上起身，掏出外婆给我带上的米糖递给她，“给！犒劳你的，奶奶叫我带给你吃。”山妹接过一块米糖，放在口里，说：“真甜”。我问：“那你今天带什么好东西出来？”山妹忙“嗯”了一声，从她的书包里拿出一包东西，在我的面前一晃，说：“你猜猜？”我说：“猜不出来，你们家那么多好东西，我怎么猜得出来啊！”
山妹生气地说，“你这个人怎么啦，一点耐心都没有，还亏我爹娘说你是个有出息的货，依我看来，名不符实，真是空心罗卜。”我问，“空心罗卜是啥意思？”她惊呀地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真笨！”我说，“我那知道你们乡下骂人的话，都那么形象有内涵。”
她弯下身来，坐到我身边悄悄地说：“空心罗卜嘛——外表光”。我一听，原来是讲我没用，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放肆地在她的脸上一阵狂吻。这一次，她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意识，任我四处发情。我说，看你敢讲我没用。不一会，我感到她非但没有拒绝，很配合地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主动迎了上来。
自古以来，理性与爱欲的交战最是恼人的。山妹在有了这种跨越的举动，尽情享受这份禁忌与刺激，并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后，总是放得非常开的。莫非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吗?可爱无理的霸道，化骨的温柔，甜蜜的爱意，忘我的柔情……女人，都是这样子的吗?
此刻，玫瑰花般的落霞，仿佛把青山都染红了。
（八）
欢娱之后，我俩从地上爬起来，各自清理了自己的神色。我像作贼般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四周的情况，见没有任何声响，才放心地对她说：“我们该去干活了。”山妹说：“我们刚才不是干活吗？”我迷惘不解地问：“这也叫干活？”她说：“这是干的好事，天经地义的好事。反正我现在是你的人了，以后无论你起到那，我都要跟着你到那。”她说完又转过身来问了一句：“毛毛，你不会干了好事不认帐？”我说：“不会的，可是，我们现在还小，结婚要等到十八岁以后才可以的，我们能等我到五六年吗？”
山妹说：“不用说等到五六年，等你一辈子也行！”望着她那种坚定的口气，我再一次把她紧紧拥在怀里。
之后，山妹看了看天色说：“快到晌午了，我们抓紧去耙丛毛须吧，再割点砖叶垫底，今天的大事与小事就办完了，你该满意了吧？”我说：“你真鬼！看来你今天是早有这方面的准备了。”山妹说：“我早就想着这一天了。从那天的大雨，昨晚上送我回家的路上，直到今天再出来，都是我想了几天才想出来的，你不怨我在算计你吗？”我高兴地说：“求之不得，我是敢想不敢干的事，怕的是你说我坏，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以迎合她的口气，对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之后，山妹说：“自从在茶山里别人说我们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心理难受极了。你不知道，女孩子一旦看上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不达目标就会投河自尽的。如果你不理我这一茬，说不定那天我会莫名其妙寻死路的。毛毛，其实我很感谢你的，是你救了我的命，让我有了重新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我又不解地问：“你不会怪我，怨我？”她笑道：“感激都来不及，女人在这方面一旦情欲升腾，唯有心爱的人才可以救自已。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压抑的，压抑了人性，就会变疯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看来女孩子总比男孩子早熟多了。”
山妹说：“我们村那个疯女人，就是年轻的时候看上一个到我们村里来蹲点才半年的干部，两人干了那事之后，那个干部突然调到市里去了，没有和她结婚，害得她变成现在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好悲惨、好可怜啊。”我坚定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变成那个疯女人的。”山妹不情不自禁地搂紧我说：“毛毛，只要你不让我失望，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如果你们那天回城去了，你还要我吗？”我说：“回城与要不要你有关系吗？我就怕你爹与你娘不会喜欢我的。我们家那么穷，你们家那么富，我们又没有自已的土地屋场，从那祠堂里搬出之后，至今还住在别人屋子里。你爹娘以后会同意把你嫁给我吗？”
山妹嗔怪道：“这个你就不懂了。”
我大惑不解地问：“什么叫不懂？”
山妹用指头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撒娇地说：“其实我爹和我娘早就喜欢你这傻小子了，经常在我面前讲起你这里好那里好，这不是明摆着在暗示我向你靠近吗？”我惊讶地问：“真的吗？你千万别骗我。”山妹说：“谁骗你是小狗。我像是骗你的人吗？我们乡下人，可没有你们城里那么鬼精鬼精的，一肚子花花肠子。”
我追问：“谁一肚子花花肠子？要不是你有那么大胆的举动，我敢吗？”
山妹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就算我勾引你好了，行了吧。”我说：“谁勾引谁啊？这种事没有谁对谁不对的，都是你情我愿的事。以后你可要在你爹娘面前，多为我美言几句才行，不然那天你爹娘不同意了，我们不是白搭了。”
山妹说：“请你放一百个心吧，我爹娘要是知道我们今天的事……。”
我心里一紧张，说：“那还不打断我的腿啊，是不是？”
山妹说：“看你紧张的那个鬼样，只要你以后不当叛徒，我就烧高香了。”
我一把将她狠狠地亲了一口，说：“向党发誓，永远不当甫志高。”
山妹一把将我推到地上，笑得前仰后弯似的模样说：“好了，不要再吵了，快抓紧时间干活去，太阳快落山了。”
我一听，惊了一跳，回头看了一下天色，感觉天色不早了，立马站起身来，拉着她的手与她一道，转到山坡风口上那片松树林下。
走到松树林，望着眼前一层层厚厚的猪干色的丛毛须，像铺在山梁上深红色大地毯，让我俩高兴不已。我俩手牵着手，走在这未曾被人践踏过的红地毯上面，真如当下明星夫妇牵手走红毯的自豪感觉。践踏完猪干色的丛毛须场地之后，我们又分工合作，风风火火地割的割砖叶，耙的耙丛毛须，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两担粪箕装满了。
我边干边对山妹说：“幸亏今天有这么厚的丛毛须没人耙过，不然的话，今天我俩回去怕不好交差了。”山妹粉红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她一边撩了一下头发，一边用毛巾擦了一下汗珠，说；“总算大事也办了，功夫也作完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我问：“那明天我俩找什么借口出来？”
山妹想了想，说：“明天上午等大人出工之后，你到我家去编斗笠，怎么样？”我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这两天我们上山耙丛毛须，家里的鸭子都是二哥出工的时候带出去的，如果明天不来山上了，我还得去放鸭子到田里去。”山妹说：“那正好，我们家的鸭子也该放一放了，我们等队里打完田一起去放，怎么样？”我说好，就这么说定了。
一阵山风刮过来，带过丝丝寒意，我不禁打了寒颤。我说：“天有点凉了，咱们回吧。”山妹点了点头。因为是仲夏季节，我俩都穿得很单薄，天一阴自然有点凉意袭身，更何况在山里。我俩一人挑了一担挤得满满的砖叶与丛毛须，沿路下山。
（九）
70年代的农村，每天只吃两顿饭。夏天，清早七点钟大队部的广播一响，各生产队就听到各生产队的队长吹哨子的声音，各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就拿上家伙，按照队长布置的工作地点开始出工。干到十点半钟左右才准收工，回家生火做早饭。这期间，大多数女人都是在各自的自留小块地里耽搁半个小时，顺便绕到自家的菜地里摘点青菜、罗卜之类，或扯一蓝子猪草才回家。
如果家里有能干一点家务活的孩子，就帮父母主动干一点，把饭煮好。像山妹这种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在乡村是相当勤快的人，又是半个家务中的主力。不仅能帮父母能扯几把猪草，而且还必须帮父母喂猪打狗，操持半个家务的活。
69年春季时节，我家下放刚到莫家村的那几年，因为生产队没有适合的住所，就把我们一家老小安排在莫家院子的大祠堂住。在那个黑暗的“文革”年代，“破四旧、立四新”的狂风红潮，早已把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砸得“稀巴烂”了，都被那些所谓“造反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全国各地的乡村，每一个宗族祠堂都很难幸免。
因此，莫家村的大祠堂也是一样，在我们一家住进去的那几年，早已空空如也，已经没有什么神位与先祖的灵牌了。但是，从外观看上去的大祠堂，其结构、气势，雕梁画栋的建筑美感，依然保持着它威严、庄重、深沉而凝重的内涵，让人一走近它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感交流与人生感悟。它的存在，不仅仅是单一的建筑风格让你感兴趣，而是它的文化底蕴，让你一生的人生储备在肉体与灵魂上都为之洗礼。
面对它，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内心的羞愧感油然而生，全身的血液瞬间就会凝固，一种阴凉之气随风潜入全身，让你感到行尸走肉的时候，“头上三尺有神灵”的追问，时刻在注视你人生的轨迹。
而这一切，在我成熟之后，眺望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才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的肉身，所谓的“人”来说，永远是那么幼稚可笑，愚昧无知。
祠堂与莫家大队的院落面对面，中间隔了占地三亩宽的大水塘，直线距离大概一百多米，当地人都称之为“大塘”。所谓的大院子，有三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住在一起。大院子外的大塘岸边，有一个宽宽的青石码头，村里的人一年四季都靠这大塘里的水过生活：什么洗衣、洗菜、洗马桶，都是这大塘里的水。天旱，塘边的闸门一放，就可以直接给地里的水稻放水。这就是人们奉信的聚风、聚水的“风水”吧。无风无水的日子，人是不能活下去的。因此，懂风水的人，自然会明白什么叫“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个大自然的基本常识。
莫家大队的大塘，像一个小型水库，夏天的水塘，是全村人的天然的大澡塘，同时又是村落里孩子们的游泳池。小时候我练的游泳技术，就是在这个天然大澡塘里学会的。
每天上午一散工，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就在塘边洗衣、洗菜。下午六点一散工，就是男人们的天下了。塘大鱼也多，除了放养的家鱼不能捕捞外，鲤鱼、板鲫、虾子之类的零散野鱼都可以随便打捞，是唯一改善生活的宝库。
村落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一副打捞鱼的三角网，三角网的大口子用麻绳锁在竹篾片上，拱呈半月形，网尾巴像拖地的大象鼻子，只要鱼一窜进去，就甭想出来，是方便快捷的捞鱼网具。
夏天，当水放干了一些，只有齐腰深，正是壮劳力们大显身手的好时辰。每当一收工，大家不约而同从自家扛出各自的鱼筝，争先恐后地跳跃大塘中，生怕去晚了捞不上鱼。到了塘里大家自觉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将一个个鱼筝在水中摆成一排半圆形长蛇阵。摆好后，汉子们从摆好的鱼网两边开始边吼号子边赶鱼，那齐声高喊的“无字歌谣”，那排山倒海的拂水阵势，那鱼跃龙门的欢闹声、娘儿们在岸边的高呼声、嘻嘻哈哈的打情骂俏声，汇成一曲气势磅礴、热闹非凡又渔歌晚唱般的乡村牧歌，把整个大塘里的水搅拌得浊水黄浆般日月无光。
捞鱼的时候，大塘在众乡民的搅乱下，鱼在水里到处乱窜，一旦窜入网中就很难逃脱。夏天，每到下午收工的时候，男人们都穿个裤衩，光着膀子，扛着网筝到塘里去捞鱼。未成年的孩子们光着腚，一丝不挂地跳到水里去摸鱼。水深的地方我不敢去，那时的我，在塘里山妹的引领下，带着我沿着塘边的石缝去摸个小鲫鱼，有时也能摸上几条。
在乡民捞鱼的大塘中，被搅拌得惊慌失措的大鲢子鱼，在水面上吓得惊慌失措，窜来跳去、四处乱跃。时而冲打在人的脸上、身上，既疼痛又舒服。如果当时要是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话，能把这种现场拍摄下来，是一件多么值得收藏的摄影经典画图。我记得，我人小手小，看到跳到浅水边的一斤多重的大红鲤鱼，在我眼前晃悠的时候，又喜又急，不知所措之时，不知什么时候，山妹也来了。见她跑到岸边，拿着早已摆在岸边准备好的一个竹篓子冲了过来，带着我一起，挥动竹篾片罩子去罩鱼，一罩一条，开心得不得了。那种开怀欢笑的笑声，在阳光下荡漾，在我幼小的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那是人性中一种无忧无虑的天籁之美。
百年来，莫家大祠堂以它普渡众生的姿态，用这一湖光山色的天然之水，呵护着乡村人们基本的生存环境。可是，有谁知道，破坏与重构永远是那些带有血性与杀戮之气的人干不完的事。天灾人祸，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生存与毀灭，在历史的轮回中演绎出无数的宏大事件，造就了许许多多为之入史入书的风云画卷，让千百年的文化长廊永远都不会涸节。也许，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历史吧。
（十）
自从与山妹有了那次在山里私订终身的事后，我的整个行为好像变得神秘了起来。在常人的眼里，似乎懂事了不少，其实是学会掩饰自己的行动了，那种顽皮的德性开始与我脱节了。
有位哲人说过，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当人的灵魂注入了爱的元素，从外到内就不是原来的你了。因为你灵魂宇宙被另外一异性灵魂的宇宙交融而被驱动。为什么说，一个人结婚之前与结婚之后，完全是两种行为的处世方式。
那些日子，与山妹在山里疯了两天之后，除了几次在大塘里捉鱼时乘机见过面之后，有好久没有与她单独见面的机会。我又不敢去她家找她，最主要的因素是怕她家里的大人一眼看穿我的心思，毕竟是一种特殊环境下暂且还不能见阳光的事，心里总有点虚。每天，上午在家里帮外婆干点家务活，下午照常去放鸭到田里去，尽量用“勤快”二字来掩饰自己不便与任何人去倾诉的故事。
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在山里的快乐感，总让我有一种想去见她的冲动。可是，又没有主动上门去找她的勇气，只能等待她主动来找我了。农忙“双抢”完了之后，署假结束，学校开始上课了。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周围三个大队集中办学，校址迁到了莫家村的隔壁大队----新莲大队的一个山边空地，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红砖结构的新校舍，离莫家村只有五里地。
每天早上，大人们都出工去了，我们这些要去上学的孩子们都不敢睡懒觉，主动承担着煮饭的任务。炉膛里烧的是毛柴火，边烧火边在炉灶灰烬里放几个生红薯烤。
等到饭熟了，菜炒好了，吃好饭，烤的红薯也烤熟了。我就用火箸把烤红薯夹出来，凉一凉。然后用报纸包好，放在黄书包里，邀几个同学一起去上学。
从村口往读书的学校走，要穿过一片五十米长的松柏林。走出林带，进入一片麦地小路。9月的麦地，麦穗勾头，一派金黄色的海洋。我们几个上学的孩子，自然也有山妹与另外两个小女孩一道，边走边在麦地丛中嘻闹追逐，打打闹闹、连追带跑，一下子就到了学校。跑到前面的男同学，故意去做恶，拉一滩屎摆在路中间，复上一层薄薄的黄土，检一根小棍纸，串上一块小纸片，上面写着“小心地雷！”以示《地雷战》的闹剧。花样一出来，有人就翻版。孩子们爱淘气的天性就自然产生。今天你搞这个名堂，明天我就搞那个名堂，反正一路上不出百米远，就有一堆屎。久而久之，麦地丛中的小路上，搞得臭气熏天，遭到大人们的责骂。
当然，也有干点正事的时候。小时候在家乡农村的日子，我特别喜欢养鸭子，也特别爱吃鸭肉。每年一开春的时候，妈妈就到镇上去买30只小鸭回来，专门由我来喂养。记得头一年，母亲在一个挑着小鸭来卖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二十只金黄色的小雏鸭，交给我养。我根据别人教我的养鸭技术，精心喂养。每天我一有时间，就用锄头把，一头挑背着鸭笼子，带着小鸭子，到渠道旁边的土里去挖小鸭喜欢吃的虫子和蚯蚓，等小鸭子吃饱了，就把它们赶到在清亮的渠道中，尽情地戏水一番，然后用我不断训练的口令：“来……”赶进鸭笼子。晚上再用凉水泡好的米再喂一次刚出壳的小鸭。要养好鸭子的确要用心，每次喂小鸭时，先掏一碗米用清水泡半天，等硬米泡软了，才给小鸭吃，这样有助于小鸭的消化功能。等过了半个月以后，就开始放鸭子下水活动，每天放两次，让鸭子吃饱了活动筋骨。一个月后开始用鸭笼子挑着到河滩上挖啾蚓给鸭子吃，每天挑着鸭子到河滩去放养一次，吃饱了再放到拦栅好的渠道中让鸭子尽情活动半小时。等水稻发蔸好了的时候，水稻田里正是小蝌蚪生长的高峰期，小蝌蚪是小鸭子特别的绿色佳肴,一个半月的小鸭长得300克左右时，这个时期也是水稻田幼虫害生长的高峰期。鸭子放到稻田，不但把鸭放养好了，同时也为禾苗防虫，利于禾苗的生长起到很好的作用。等到水稻怀胎的时候，鸭子只能喂养，不能进田，免得损伤水稻生长，减少收成。每年7月初早稻丰收，新粮食继接时，鸭子长到三斤多，也是一年好日子的开始。对六、七十年代初期的人来说，能填饱肚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只要学校一放假，乡下孩子们在一起最多的时候，还是要一起去放鸭子。等到队里的那一块稻田打完了，就是我们少年鸭队放鸭子出发的时间。
在乡下的日子，每天除了上学，放学回家就是扯猪草，养鸭子、放牛,每天如此。上午，我打听好大人们在那块地里干活，等到送谷子的人把第五担谷子送到晒谷场的时候，我大慨估计第一块田已经打完，腾出了放鸭子的地头了。我一声令下，鸭笼子大开，赶着鸭子就出发了。我家的三十只麻鸭一样齐壮，在我统一口令下，向大人们打禾的地方赶去。
“双抢”的季节，空旷的山野、田间，四处响起的是打谷机的欢鸣声。那时候种的是“双季稻”，“双抢”成了农忙的代名词。打稻子是踏板式的打谷机，脚力踩着连着滚筒的踏板，一米宽的踏板上站三个壮劳力，单脚同步踩着连轴滚筒的踏板，中间的汉子是助力，左右两个汉子边踩机子边接旁边女人们递的稻穗，左右两个汉子边踩机子边将递过来的稻穗摆在滚筒上脱粒，节奏是那么的统一，步调是那么的一致，行动是那么默契。大家心照不宣，真正体现团结协作的团队力量和团队精神。
清过场的稻田里，晒落下的谷子，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田间里的小活物、小虫子都成了鸭群们追寻的食物。我们这一群放野的孩子们边给队里拾掉在地里的稻穗，一边在田边中抓那些惊慌失措、四处乱跳的大小青蛙。下午三点多，大人们收工了，我们必须等到鸭子们把食袋吃得鼓鼓的，我们才能赶着鸭子往回走。否则，鸭子没吃饱，回去大人们会骂我们偷懒、贪玩，免不了会挨训的。
那个时候，青蛙特别多，一到稻子怀胎、抽穗的六月，晚上的乡间，凉风习习，一片蛙声。我们也知道，青蛙是益虫，不能捕捉。但人在饥荒的时候，自然也顾及不得那么多清规戒律了。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家的三兄弟就带上个手电筒，拿着竹板子去打青蛙，那是我们唯一解善生活的美味家肴。有时候，一晚上能打一公斤多重的青蛙，让外婆和父母解善一下伙食。
七十年代的农村，乡下的地里农药化肥的用剂量是很少的。每逢发春雨涨水的季节，水稻田里，到处是水塘、水库里跑出来的大小鱼类。乡下的每一个孩子们，都喜欢去捞鱼。会捞的将一个个竹篾片编的“喇叭式”鱼装捞篓放置在流水湍急的田坝口子上，鳗鱼、鲫鱼、黄鳝、鲤鱼、泥啾等都顺着流水逆水而上，斗水的鱼在经过田坝口子时就会被鱼装收进篓装里。有经验的人半夜打着手电筒选择好位置，放好鱼装子，等到第二天天未亮的时候，赶早去起装子，免得被别人赶早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在乡间是经常发生的事，大家见怪不怪了。
（十一）
我与山妹不是一个年级，她比我读书晚一年，我在北山公社中学上初一了，她仍在新莲学校上小学五年级。
北山中学离莫家村有十五里路。每天，我们村子里上中学的人都是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我与二哥在同一个中学，他上高一，所以每天早上，我俩都是一同起床，我生火煮饭，他炒菜，父母与三姐大哥一早都出工去了，我俩带上炉堂里边烧火边做饭时放进火炭中烤的几个烤红薯去上学。上学路途远，每天来回三十多里路，中午是回不来的，带上几个烤红薯，可以在学校打中伙，所有上学的同学们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人都在大谈多吃红薯的优点与好处时，我一见到它就返胃。因为从小把吃红薯当主食的那个年代，把我的心都吃伤了。
一天早上，二哥被他的同学先叫走了，我还在厕所里磨蹭，外婆就在屋里喊：“毛毛几，山妹过来了，在找你！”我脑子惊了一跳，马上收拾好，一下子就从厕所里跳出来。见到她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过不停。
她今天穿了件新衣裳，两只鞭子梳得整整齐齐，急促的脸上红扑扑的，还是以前那样，大大方地与我搭话：“毛毛，今天我爹要我到公社去买点东西，所以特地赶早过来约你，与你一同去公社。”我说：“那好啊。”我马上从家里拿起书包就与她上路，后面传来外婆的嘱咐声：“路上好好照顾山妹啊！”我边走边应诺道：“知道了！”
乘着晨露的凉意，我俩又一次单独走在同一条路上，急着上学的同学们早已走到前面去了，我俩落下他们两三里的路程了，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而这种高兴，也只能藏在心里。
我边走边问：“山妹，你今天不去上学了？你爹要你到公社去买什么东西，害得你跑那么远，要不我给你带回来不行吗？”
山妹说：“你真以为我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好久没有见到你了，这心里头也怪想你的。都是你这个炮子打的，不要脸的东西，把我的魂都勾走了。”说起话来，显眼一副管家婆的口吻，让我实在有点吃惊。
我说：“还没过门啊，就这么凶火，以后真要是进了门，我这把骨头你打算就像你爹开油榨房里碾茶籽一样，把我碾得粉碎才心甘，是吗？”
她回头一望四下无人，大胆地把头凑过来，又狠狠地亲了我一口，说：“要真是那样，我才舍不得呢。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死男人。”听了她这句死男人的话，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感。可以说，在她的心目中，我已经是她的准丈夫了。
在我们乡下，乡妹子都是快人快语的，口头禅都是脱口而出，对你越亲近的人，说起话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忌的地方。我说：“你今天到公社去，不去上学，耽误了课，以后怎么赶得上？”她好像理由十足地说：“现在上这些鬼课，都这些鬼书，有过鬼的用。再说了，女人只要能写几个字，会算基本的帐就行了。你以为现在这种时代读书有用吗，张铁生交白卷吃鸭蛋不是照样上工农兵大学吗？不是还当典型在宣传吗？我们不是常看那些什么《春苗》啊《决裂》啊之类的电影吗？都在宣传读书无用论吗？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识越多越反动，都不是成了臭老九了吗？与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一样挨整挨斗吗？所以说，读书有个屁的用！你不要把这个年代有书读当真，你以为读那几本破书，就能成了古代的状元公了，成了祠堂里被人传说的莫家老公公的状元啊？等你死了会给建个大祠堂，让万众敬仰啊？你也不想想，那些曾经的什么祠堂神位还有几个？批林批孔，把孔夫子大圣人都要批倒批臭了，读书就是认得几个中文字而巳，还能读出花来？“
她连珠炮般一阵狂轰烂炸式的表白，确实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根本连作梦也想不到，一个才十四岁的乡下女孩，又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丫头片子，居然能看破红尘与玄机，让我这个所谓的”男子汉“都被她搞得头昏脑痛的，无言以对，让我打心眼里自愧不如。她说的那些话，让我现在才明白，其实知识的多少与读多少书没有绝对的关联，有些东西是天生的。正如佛说，人本自俱，无须多言。但我还是说她：“千万不要乱说，被人听到了会被抓起来，游乡的。”
她说：“你以为我傻啊，你真以为我们乡里人就比你们城里人缺根筋啊？不就是与你说说而已，别人我还赖得说这些，才不想费那样的口舌呢？”我俩边走边说，十五里路好像比平时短了许多，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走到了公社。
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社址，其实与乡村唯一不同的是就是一幢三层楼的红砖结构的火柴盒式的楼房，立在公路旁边，让人感觉到它的权威性。
公社的大楼一楼是商店，一溜子长长的柜台，无非是一些百货、日杂、烟酒、糖果之类的东西，比大队的代销点要丰富一点。二楼主要是卖布匹的柜台，三楼是公社领导与工作人员集中办公的地方，一般人是不敢上去的。在我心目中，公社比县委大院还威严，因为它是直接管乡村的顶头上司。
从公社到县城也才十五里的路了，山妹突然说，“毛毛，我看公社也没有我要买的东西，要不这样，干脆今天也不要上什么鬼学了，陪我一起到县城去逛一逛，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了，还没去过县城两回，一个人去恐怕找不到县城的路，怕倒了起来，回不来咋办？”经她这么一唆使，我立马打消了去上课的想法，正好有班上两位女同学从我身边经过，我就追上去对她们说：“我今天要到县城去看我奶奶，请你帮我请过假，可能要两天。”一位女同学点了点头，回头看见我与一位女孩走在一起，顺便开玩笑地问了一句：“那是你家未来的堂客吗？”还没来得及回答，山妹走上前说：“我是她未来的堂客！”把那个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拨腿就跑了，让山妹开心得不行。
说走就走。山妹见我配合主动，高兴劲就甭提啦。一路上，我俩边走边说，走在公社至县城的毛马路上，少男少女的幸福感在彼此心灵上回荡。
（十二）
地处湘西南境内的隆回县城桃花坪，曾经有可能因种桃树而得名，老一辈的人这么说的，后来改叫桃洪镇，生命中的故事本身也是一种传说。我小时候见过的赧水河边，三个古色古香的长码头、月光码头、寺仓码头，以及建码头时捐钱留名的那几块石碑，还有古代商道痕迹的麻石街道，构成小镇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时候，赧水河没有大桥，过河都是靠摆渡船来沟通城乡的距离。我与山妹大约走了两个小时，特意先到码头上看一看河水与风景。时下双抢刚忙完，进城办事的人较多。因此，在码头上等过河的人也多起来了。我们等了上船下船的人差不多了，我赶紧拉着她的手去坐了一回渡船的感觉民。那时，反正坐渡船又不要钱的，不像现在到处要什么过高速费啊停车费啊。
那时候的江水，不像现在污染那么严重，到处是一派湖光山色的景色。江面上，波光鳞鳞，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太阳照在一面镜子上的光环，望上去真有点头昏目眩的感觉。
坐在船板上，戏水的山妹突然发问：“毛毛，进城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自已有点紧张。”我说：“紧张个啥？这大街小巷我可是熟悉得很啊。你怕什么？”山妹说，“那我们总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歇一下，走了半天了，腿都走痛了。”我想了一下，说，“那我们先到我姨妈家去歇一会，姨妈家的房子还是我们家的。”
山妹说，“你姨妈家的房子怎么会是你们家的？”
我说，“我们下乡之后，姨妈家一直没自已的房子，也是租别人的屋子住，我们一下放到你们那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所以，我妈就要姨妈搬到我们的房子去住，免得让大叔三叔他们一家子占了，以后叫他们退出来就难了。”
山妹一听，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也就不问了，就说：“事到如今，随你去吧。但我们还是不到你姨妈家去吃饭了。”我不明白地问：“你是不是有点怕什么？”她说：“我妈说过，城里人很小气的，都很势利，不像我们乡下人实在，”
我一惊：“你小小年纪，就懂那么多事理，比我们城里人的脑子还好使啊！那我俩不去就不去，我身上又没钱，只有几个烤红薯充饥了。”山妹笑了一笑，说：“这不用你担心，我敢约你出来，早就计划好了，等船靠了岸我再告诉你。”我只好打住，当船慢慢过河又返回码头靠了岸后，我拉着她上岸，沿着长码头向城里走去。
其实，所谓的县城，在七十年代不过是个小镇的规模，有几条街道，几个商店，比乡下赶集的地方多一些建筑而已，多一些闲人罢了。但七十年代的县镇，更是一个乱哄哄的大环境，小字报、大字报与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给我少年的心灵上烙印出一种奇怪的想法：难道中国人不搞运动都会死吗？不搞运动就不叫中国人吗？因为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尽忙些什么搞运动，什么斗、私、批的年代。
我们从码头上走进老街，又向新街上走去。一队队举着小旗、喊着口号的人流在我们眼前中穿越。山妹拉住我的手，在我后面紧跟中穿越，生怕被游行队伍的人群挤丢似的。她何以见过城里这种造反有理、闹革命的场面。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们来到一家面馆坐下，要了两碗牛肉米粉，二话不说就吃了起来，大概是太饿了的缘故吧。
这时，一位与我妈年纪不差上下的服务员过来，给我俩倒了一碗茶水。我一抬头，那位老服务员惊讶地说：“这不毛毛吗？好久没回来了吗？怎么今天回来看你奶奶了？”我连忙说，“是的，好久没回来了，金姨你还好吧。”被我叫金姨的女人四十七八，与我们家城里的住宅是面对面，中间就隔一条街道。她是一个很会修饰打扮的女人，从面相上看，保养较好的面孔很显白净，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比我娘要显得年轻许多。
金姨见我与一位女孩在一起吃东西，就问道：“毛毛，这位是你们村的吧，哎哟，一个长得这么乖态的俊妹子，毛毛，你今天要好好地带回去让你奶奶看一下呵。”山妹被金姨这么一说，脸一下子红了。她毕竟没有与这些人情世故老道的城里人面对面地接触过，乡下女孩天然的害羞感油然而生。但她自然地站起来说了一句，“金姨好。”就紧张地坐下来低着头吃饭。
金姨是我们那条叫新街上有名的一个说能说会道、观言察色的精明女人，与我们大家庭中上上下下每一个成员都熟得不得了。每当我们大家庭中出现口角或难解决的家务事时，说来也怪，只要请她一到场，三言两语就会把我们家中那位绝对权威的奶奶与大伯们搞得开心得不得了，一切问题在她的点评之中，瞬间化为乌有。我们那一大家子中，每一个孩子们都是她看着长大的，所以一见到我就特亲热。
她见我们快吃完了，山妹准备起身去结帐的时候，马上制止道：“今天难得见到毛毛，我金姨请你们两个的客，我已经付了。”我说，“金姨，那多不好意思，让你老人家破费了，让我妈知道了，会骂我的。”金姨马上说：“如果你妈知道我见到你连口水都没上你喝上，才真会讲我这个做姨娘的老糊涂了呢，连这点常理都不懂。”我还想说，她马上说：“不要争了，快点回家去看看你奶奶与大姨她们，你也有好久没回来了，快去吧，回乡下别忘了向你爹妈问好啊。”我给山妹使了个眼色，向金姨道了个谢意，就走出了面馆，向我们街上的那个大家庭走去。
（十三）
我们大家庭的那个家，那是我出生的县城小镇。
刘家是一个宅院式的大屋子，两个铺面八米宽，进身长就有十六米，加上屋后面10米的空地，共二十米多，住着我父辈三大户共三十来口人。爷爷、奶奶与姑姑住在下面的老街上。
大家庭的位置，是地处县城小镇最热闹的地方，可能是解放后新建的街道，人们为了把老街道与新街道区别进来，都习惯地称为老街与新街。我们一家住在新街上游部位的建设街十七号。
它是一个邻街铺面式的房子，在不准私人作生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大多数邻街的房子根本不准改造成铺面，只有集体单位的商店才允许在这条新街上开店。在那个一切公有化的年代，选中谁家的房子做门面，不但一分钱的房租不会给，而且你不能有丝毫的反感抵触情绪，要显示出大公无私的样子。否则，不但居委会那些管家庭女人与老太婆的主任，就要开你你家的批判会，还要在大会小会及各种运动场合中多次点名批判。强奸思维，强奸民意，在那个“文革”的年代，已经成为“天正地义”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对“文革”盛行年代的反思，实现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意识的复兴之道，是至关重要的途径。只有在阵痛之后，反思可怕、可悲中最黑暗的“中世纪”给民生带来的可怕与可憎之点，引以纠正。
当我俩快要走到我们那个大家门口时，山妹突然变卦说，不去了，我感到很茫然很无奈。在思维方式上，尤其在同龄中，男孩的思维活力就是比女孩差一大载，根本就没有女孩子那么般的精明细腻。我问：“已经到了家门口，你又说不进去了，那我们往那里去啊，就在大街转街吗？”她说，“你不是说去看你奶奶吗？你奶奶不是与他们不住在一个地方吗？人多口杂，我们还是去看看你奶奶一下就行了。”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连忙说好。桂娇说，“去看你奶奶也不能空着手去啊，总要买点什么东西去看老人吧？
”这下又把我难住了，我只好说：“我没带钱，怎么办？”其实我书包里除了两个烤红薯之外，根本就没一分钱，但我还得硬着皮头说没带钱。山妹马上来了一句，“还是你们城里人鬼名堂多，一点都没有我们乡下人实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偏偏还要来一句什么没带钱。”我被她几句话说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马上钻进去似的。
山妹见我不吭气，知道我有点羞愧的的感觉，马上笑脸相迎地说：“行了，别难为情了，我身上带了钱的。你说，你奶奶最喜欢吃什么？我来买就是了。”我说：“那怎么行，要你破费。”她又一笑道：“又开始装了，什么你的我的。我把人都给了你了，你还在我面前分你的我的，真是虚伪之极。”我听她那么一说，回瞥一下左右，生怕有人听见了刚才她说的话，马上说：“那就快走吧，别在这里磨洋功了，万一熟人看见我到了门口不进家，就会告诉我们大家庭的那些人的。”她一听，也不说什么了，两人绕过我们那个大家庭的门口，直接往一个商店走去。
当我俩从商店买了一些橘子与软糖之类的东西出门时。忽听到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山妹，你也进街来了？”当我与山妹回头一看，山妹惊讶而又高兴地迎上去：“姑爷，你也来街上了？”我一看，此人面目很熟，好像在那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只好站在一旁听他们讲话。望着他们交谈的高兴劲，望着她叫姑爷的那个中年汉子，努力回忆自已在那见过这个大人。噢，我想起来了，原来上回我们那一帮鬼打锣的孩子们去他们后山采茶籽抓“茶苞”吃时，曾在他家蹭了一顿中伙饭的那个姑父。我赶忙上去，也亲切地喊了声：“姑爷，你也在街上。”她姑爷上下打亮了我一下说：“这个就是你爸常说的那位下放到你们生产队那家的孩子吧。”我点了点头，马上来了一句，“上次我还在你们家吃过一次晌午饭哩。”姑爷笑容满面地说，“吃了一顿便饭，就让你记在心里，说起来我倒感到招待不恭哦。”后来，我才从山妹口里知道，她姑父在民国时期是个真正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在方圆几十里也称得上是一方秀才，说起话来也很讲究措辞的。曾在县里文化单位担任过一些职务，是个吃国家粮的人，后来，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说是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务农。从此，离开了吃国家粮的行例。
见她姑爷如此客气，我马上说，“姑爷，今天山妹要我陪她进城来办点事，我顺利也回来看一下我奶奶。好久没见奶奶了，她老人家八十多了。”姑爷见我这么一说，马上就反应过来，催促我们说，“那你们快点去吧，晚了回家就天黑了，我也要去办点事，就不陪你们说话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俩提着东西，沿着街道，向老街的奶奶家中走去。
一路上，我把我家的历史讲给山妹听，山妹听完后说，“要是你们一家不下放到我们村来，我可不会认识你，我们也就没有这段故事了，你说是吗？”我笑了笑说：“这就是我妈常对我们说的，一个人的运程是命中注定的。”
山妹问：“毛毛，你信菩萨吗？信神吗？”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奶奶每初一、十五都要敬神。好多老人都这么做，肯定有她们的道理。”
山妹说：“那现在不是到处在砸菩萨，寺庙，祠堂，连我们莫家大祠堂上的祖宗牌位都找不到了，幸亏还有一个空空的大屋子，让你们一家住在里面，帮我们守庙呢。难怪村里有人讲，下放来的一家子，成了我们莫家村里请来的活菩萨。”
我不明白地问：“什么意思？”山妹笑而不答。
我生气地说：“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跟你了，让你一个人摸黑回去。”山妹见我生气，就说：“好了，好了，莫生气了，我对你说吧。大家讲的意思是，你们一家托家带口的，又干不了重体力的农活，大队、生产队只能像菩萨一样供着你们一家啊。”
我惚然大悟：“原来生产队的人都是这样看我们的。难怪我母亲说，大队生产队的乡亲们都很照顾我们一家的，能干多少是多少，只要出工就行了，出不出多少力从来不讲我们。”
山妹说：“我爹妈曾说过，你们是城里人，是运动把你们请下来的，你们是客人，客人不管待多长时间，迟早会回家的。你们的家在这个县城的小镇上，不是我们村的。”
我立刻说：“山妹，你想当城里人吗？”她说：“谁不想当城里人，起码不要天天喂猪打狗干那些干不完的农活啊。再说了，城里比乡下方便多了，买东西串街看戏多方便。城里是电灯电话，不像乡下农村，一到天黑就四处黑灯瞎火的。城里人珍贵，每月有票供应，什么布票啊，粮票啊，豆腐票啊，还每月上班发工资，不像我们乡下，什么都要自己去干，自已干不出来，就会饿死的。你说，谁不想当城里人？”
我惊讶一跳：“你一个乡下妹子，怎么什么都懂啊。”“山妹说：“都十四岁的人了，我娘说了，要是在旧社会，我这么大早已是孩子她妈了，你还当我什么都不懂啊。”她突然一问：“毛毛，这不到了老街上了，你奶奶住在那个地方？”我左右一张望，才发现边走边说话，我们又快到河边的长码头上了。我连忙解释说：“有几年没回来了，我都找不门了，我们两个已经走过头了，还得往回走。”“山妹急了，说，“现在已经是半晌午了，要是再晚了，我们又得摸黑走路回去，搭不上机帆船了，怎么办？”
这时，我倒像一位成竹在胸的将军一样，一点也不急了。我说，“大不了今天不回了，慌什么。”桂娇一听，湘妹子火辣的性格就上来了，骂道：“你这个死驴爷，还真没看出来啊，你这鬼名堂还蛮多的。”我也不管她怎么责怪，就大步地往前走，相信她此时也不会有什么法子不跟我来。我想上了贼船想回头，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哦。心里一阵得意，故意只管往前走，看都不看她一眼。
当我走到奶奶家的门口，再回头去看她时，怎么不见她的影子，这下，我心里一紧：玩笑开大了，赶忙又回头去找。我走遍了来回的街道与巷子，怎么也找不到山妹的身影，急得我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知道，虽说这小县城不大，但县城毕竞不是乡下，曲里八拐的街道、巷子，不熟悉路的人，是很难找到一个要找的人。再说，目前都在搞运动，“大鸣、大放”时期，一片“文革”气氛，四处都是人流，万一走丢了，回去怎么向她父母交待。我越想越害怕起来，在大街小巷子中穿梭，左张右望，大约找了个把钟头，还是没有找到她的影子，口干舌燥的我失望极了。我想：都怪我使小聪明，这下要出大事了。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急，只好来到奶奶家，先喝口水再出门去找。
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奶奶家门口时，奶奶一见我就生气地说：“你这个鬼毛毛，还未进家门就跑到那去了？让人家姑娘家等你一个时辰了。”我没好气地说：“谁等我，我还在找人呢？”这时，山妹笑着从门后走出来，说：“你以为不带我来，我就找不到奶奶的家门了。说了你一句，你脾气还挺大的。”我回头一看到她，既高兴又气恼，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奶奶却表扬我说：“毛毛，你开始懂事了，还会知道孝敬奶奶了，买那么多东西来，你也能挣钱了？”我刚想解释，站在奶奶背后的山妹示意我不要解释，我只好第一次学会了装糊涂。我马上笑嘻嘻地拉着奶奶的手说：“孝敬爷爷奶奶是我们子孙应该的吗？”这时，爷爷拄着拐杖从外面走进屋，见到我们，很是兴奋，拉着山妹与我的手说：“好久也不回来看爷爷了，这位想必就是我未来的孙媳妇妹子吧？”这一说，说得山妹脸一下子就红了。奶奶在一旁训斥爷爷：“老不正经的，一把年纪了，把人家闺女家羞得脸都红了，还不赶紧去淘米做饭，我来做菜，不能让孩子们这么热的天过来看我，一口水都没喝上吧。”爷爷不吭气了，拄着拐杖去提灶上的饭锅打米去了。
这时，我的那位三十岁还没出嫁的二姑从外面买了点菜回来，一见我们挺意外的。她说：“毛毛，你好久不回来了，让我们都很挂念你们一家的，你爸妈还好吗？”我说：“还好，让姑姑惦记了，有时间到我们乡下去看看。”二姑看见山妹，走过来拉着她的手说：“这姑娘长得好乖态啊，毛毛，你们两个好般配啊。”山妹大方地叫了声：“姑姑。”就低下头不吭声了。
奶奶招呼我们坐下，二姑忙菜饭去了。我像汇报工作一样，与奶奶聊了一些在乡村的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菜饭做好了，我们吃了饭，就准备告辞，二姑要留我们住一晚再回，我倒想在奶奶家住一晚上，可山妹担心她爹娘不放心，催着我回。我只好说：“过段时间再回来看爷爷奶奶与二姑。”
爷爷奶奶与二姑目送我们出了家门，一直看不到我们的影子才回去了。
（十四）
那天，我俩是从水路码头上搭了简易的机帆船，沿着赧水河回家。
我与山妹坐在机帆船靠头舱的长凳上，乘着凉爽的河风，吹拂着两岸的风景，愉悦的心境随着江南水乡的的美轮美奂，把我们带进诗意的生命空间。江面波光鳞鳞，碧水蓝天，不像现在的河床，生态失衡，每到夏天，干涸得像条小溪，无法行船运载了。
随着顺水的帆船在宽阔的江面上行进，两岸的绿水青山，农舍炊烟，鸡鸣犬吠，尽收眼底。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断断续续。尤其是那些从山区放排下来的一队队木排，像水中的青龙一样，在波涛中翻卷起伏，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气慨，尽收眼底。
我与山妹面对两岸的风景，不时指这指那，那份快乐，那份兴奋，让那些时常在这条水道上走动的乡们感到我们的天真与幼稚。当我看到远处的水面上，那一个个放鹭鸶打鱼的渔民在夕阳的照射下，闪动他们船上忙碌的身影时，一种渔歌晚唱的风景，如木刻般死死地定格在我年少的灵魂之中。啊，那是我多少回梦中的“水乡之魂”啊。
进入九月中旬，已是油榨坊开闸的日子。大队、生产队以及邻近的村庄都把晒干的油菜籽，茶籽，开始拉到山妹爹“莫把式”家的大磨坊去油榨。说来也真是命中注定，一场意外的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大火，降临到这个唯一让乡民能榨出点油的地方。
那天，当机帆船进入我们乡村水域时，船上眼尖的人突然惊叫起来：“大家看，龙头上起火了！”船上一阵骚乱，大家都把头伸出船外，向那个叫龙头上隆烟滚滚的方向望去。
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山妹。她惊恐地拉着我的手跳起来叫嚷：“那是我们家的油榨坊。”船上有的人对莫老把式很熟悉，就问：“你是莫老把式的女儿？难怪有点面熟哩。闺女，先别急，等船靠岸了，看了再说，不要急！”开船的人明白这些上岸人的心情，加快速度，很快就靠上了码头。
当我俩不顾一切地赶到龙头上的油榨坊时，大火已经进人了白炽化了，所有的抢救在大火面前，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
围观的人群，只能望着大火，把油榨坊烧得像一堆堆木炭火炉一样。
山妹的娘在地上哭得歇斯底理，直往火场上撞。幸亏被大家拉着，才没有葬身火海。可那个还不明事理的弟弟，却在一旁看热闹。
后来，山妹娘就彻底疯了。
山妹爹，那个大家称为“莫老把式”的中年男人，被那场火夺去了生命。一个美好的家底，被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的一切。
后来听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山妹妈带着她与弟弟离乡背井。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她们一家人的任何踪迹。
我至今不知道这一家人身在何处，是否还存生于这个世界么？
多少年过去了，唯有山妹与那大磨房，永远铭刻在心灵的记忆之中。
后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东走西窜，离乡后的那份游子故乡情怀，依然絮绕心头。我也不知道，后来的我，为什么凭一时所谓远大理想与冲动而抛弃故乡，去寻找梦中那些所谓的作为时，把“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憧憬在现实中撞得粉碎。
在生命的历程中，有时忍不住会翻动那尘封的记忆。面对曾经那个生命中难忘的故乡，一种远去的乡愁让心灵为之颤动。而现实的我，心灵的那份纯洁，早已被大气的污染所吞噬。
我常常问自己：身上还有故土的气息吗？我还是那少年的我吗？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那场不知源由的大火，把希望与梦想一起烧毁，让我刚刚燃起的初恋之火，彻底熄灭。
（——完——）
（作者简介）
刘志清：笔名，文昌书斋。60年代出生，湖南省隆回县人，就职于新疆阿拉尔市融媒体中心职业资深记者，编导，现任《塔河文苑》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会员，兵团文艺家“双优人才”，兵团签约作家、诗人。国家、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理事，首届“兵团北大作家班”学员，师市首届“社科类特长人才”。著有诗集《欢快的小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