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口碑一路飙升，香港黑帮片的余晖还能否绽放新光芒？
今晚聊最近影院口碑爆炸的新片——
《周处除三害》
这片目前口碑好得一塌糊涂，点映阶段豆瓣分从8.1一路涨到了8.4。
《周处》严格来说属于香港黑帮片的余晖（出品地是台湾地区，但导演是个香港导演），这本质上是一个已经快要被时代淘汰的类型，因此决定了他有着这一类型的“原罪”。
题材基因里就是男性荷尔蒙电影，女性角色是完全活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尤其是这种题材极为爱用的“英雄救美”戏码，在这部电影里也依旧大行其道，女性角色无趣又孱弱，全程在等待爱情和被拯救的斯德哥尔摩姿态里。
这决定了这部片的上限，但在这个上限之下，它确实做出了不少值得夸赞的“新的东西”，除了大陆银幕上难得一见的超大尺度，还有一些颇为隐秘的表达。
这些表达，才是这部片真正的大尺度所在。
正文
要理解这部片到底要说什么，先得注意一个很小的细节——陈桂林杀人的枪。
他第一把枪在杀完黑道大佬之后就丢了，后来除三害用的枪是从警察陈灰那夺过来的，结局他自首的时候特意把陈灰喊到了自己面前，然后郑重地把枪还给了他。
枪是警察作为执法者的象征，是权的体现。所以在夺枪和还枪之间，我们可以视作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执法的“权”短暂发生了移交，尽管这个移交是被迫的（这也解释了大家诟病的那一点，为什么警察自始至终是游离在外的）。
在这个前提下夺枪就是夺权，还枪就是还权——审判权。
这个夺权在电影里还不是社会革命的那种夺权，导演没有那么大的隐喻野心，只是想要去呈现一种个体的自我革命——我亡命半生，临走之前，想要寻找自我价值。
当他在世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又得知自己肺癌只剩三个月寿命时，他去警局自首，发现即便自己是三大通缉犯之一，在警察这儿却仍是不被认出来的。
所以他的自我革命开始了，用这把枪带来的权力，让自己留名，做一个能被记住的人。
这是他决意除害去杀了另外两个通缉犯的根本，是一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产生的杀戮，这甚至无关善恶，只是扬名。
所以陈桂林这个角色你放到传统黑道片里是不典型的，他无关道义，更像是武侠片里的角色——找一份自恰，自己存在于世界的证明。
于是这个角色的符号意义必须先行，它用佛教里的一害去指涉陈桂林，接着反过来对这一“害”做出了新的注解。
影片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猪，蛇，鸽子”，这三样动物在佛教里被视为三毒，分别对应着“痴、嗔、贪”三害。
陈桂林自然对应的是那只猪，但愚痴代表的不是愚蠢，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盲目和不理解，痴到极致，找到价值成了他的最高优先级，所以在他的世界里秩序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短暂从它的身体里剔除掉的，也没有任何其他欲望，没有亲人，毫无牵挂，不近女色，不贪钱财（所以电影后半段他才有可能被组织洗脑“皈依”）。
全片你也看不到愤怒，就好像香港仔临死前问他为什么要杀自己，他没有回答，只是用枪敲了敲被香港仔划破的眉骨，观众很清楚报复不是他的理由，他无所谓，因为他杀他仅仅是因为他的痴，和对面的人无关，香港仔只是存在在那儿，刚好是他罢了。
剔除人性之后，陈桂林身体里只有兽性和神性。
兽性是手段。
比如和香港仔一追一逃的那段戏里，两个人的追杀和搏斗都像兽一样，用牙齿在对方脸上进行撕咬，兽性的爆发很直观地带出了血腥的观感。
陈桂林躲在隔壁的旅馆里盯梢香港仔，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但香港仔其实在他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嗅到了他，这是野兽的直觉。
神性是结果。
它在野兽一样的厮咬和屠杀里肉身成佛，这是他无意的，但却是“枪”所代表的审判必然产生的。
他从棺材里破土而出，我们已经无法用一个合理的眼光看待他，他此刻已经脱离人的身份了，他是被金箍棒选中的孙悟空，于是他成了灭妖之妖，斗战圣佛。
在圣堂里，当他杀死尊者后，听到圣堂里重新传来歌声，重返圣堂进行屠杀，做这些事时他就像一个在游戏的孩子，不是基于正义、救赎这种被创造的价值，更不是愤怒，只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该做那样的事情，这是诺亚方舟的洪水，神的审判。
他不需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一个愚痴的人自成世界，根本不需要理解太多。
比如他把小美救出来后两人有一场海边交谈的戏，小美问他为什么要杀香港仔，他问小美为什么要为香港仔做到这种程度，两个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试图寻找一些意义，但陈桂林没有回答，之后小美问他还会不会见面他同样没有回答，因为没有意义，所以不需要回答。
所以在我眼里，电影真正的结局不是最后的死刑审判和忏悔，是他自首被押上警车前，记者问他你后悔吗，他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叫陈桂林”。
对，他叫陈桂林，他成功了，然后把权力还回去，重回秩序，就这样。
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电影的终点，建立非典型人物之后，应该服务于什么具体的表达？
这个答案在另外两害身上。
香港仔和林禄和的象征其实很明显，前者代表了蛇的嗔，后者代表了鸽的贪。并且这二人在影片中还有另外一重影射：信仰本身。
香港仔代表的信仰是通过小美这个角色表现的，小美的母亲曾经被香港仔拯救，嫁给他之后又自愿代替他去坐牢，小美也只在香港仔这里，才能得知监狱里的母亲的状况，但小美同时变成了香港仔用来性发泄的工具。
陈桂林在海边问小妹为什么要为香港仔做到那种程度时，小美说因为他是她唯一的亲人，明明自己和母亲是被利用的，但她回答的是“这份亏欠自己没办法还。”
这指向的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畸形信仰。
所以在陈桂林击杀香港仔之后，他回去重新解救小美，披上衣服，把她从被捆缚的双手中解脱出来，这同样是一种破除信仰的仪式，她不再重蹈母亲的覆辙。
更直接的还是在灵修会的那段戏里，这段戏里有着非常明显的宗教指向，尊者随意坐在中心，前面跪坐着的是信众，两边是对称排列的信徒，他对他们满口慈悲，讲解众生如何免于痛苦。
入会仪式更是大声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接着进行圣水的洗礼，木条的鞭笞，还有剃发这些再明显不过的宗教仪式，导演在把它与当代最主流的一些宗教做尽可能的重叠。
当陈桂林发现灵修会其实是邪教后，他来到圣堂手持林禄和的通缉画像对他进行审判，林禄和回答“你有计算过天灾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吗，那你有怨过天吗”——他把自己当作神在进行供奉。
但这个“神”行使的却是洗脑、谎言、贪婪和暴力，这里邪教的洗脑和香港仔对小美的洗脑，在呈现的都是导演想说的一种信仰的不可信。
这也是陈桂林在最后要被写成一个具有神性的审判者的原因之一——我自己就是神，我就是你此刻信仰的天意。
这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所以他对着尊者说如果九发子弹全部卡弹，就是天要放过他，但如果有一发子弹打中了他，那就是天要除他。所以他可以制定规则，倒数声之前可以离开，卡弹了的人可以活命，陈桂林在此时行使着真神的职责，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的手下和规则里，他代表了神的意志。
但电影的一个问题也在这里出现了。
带着这种标签的陈桂林不可能会有悔意，他应该带着心满意足走向刑场，结果电影最后陈桂林在受刑时刻突然忏悔，他说“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家”。
这对于整个人物的完整度是造成极大破坏的，当他一切的行事逻辑都在无意义的愚痴中圆满时，他的道歉到底指向何处，又有什么必要？
这个问题和这句“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家”也无意构成了另一种讽刺。
它隐约地指向了一重更大的信仰，这是片子里陈桂林夺枪之外的另一层社会，那同样是一个信仰林立的社会。
《周处除三害》口碑一路飙升，香港黑帮片的余晖还能否绽放新光芒？
今晚聊最近影院口碑爆炸的新片——
《周处除三害》
这片目前口碑好得一塌糊涂，点映阶段豆瓣分从8.1一路涨到了8.4。
《周处》严格来说属于香港黑帮片的余晖（出品地是台湾地区，但导演是个香港导演），这本质上是一个已经快要被时代淘汰的类型，因此决定了他有着这一类型的“原罪”。
题材基因里就是男性荷尔蒙电影，女性角色是完全活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尤其是这种题材极为爱用的“英雄救美”戏码，在这部电影里也依旧大行其道，女性角色无趣又孱弱，全程在等待爱情和被拯救的斯德哥尔摩姿态里。
这决定了这部片的上限，但在这个上限之下，它确实做出了不少值得夸赞的“新的东西”，除了大陆银幕上难得一见的超大尺度，还有一些颇为隐秘的表达。
这些表达，才是这部片真正的大尺度所在。
正文
要理解这部片到底要说什么，先得注意一个很小的细节——陈桂林杀人的枪。
他第一把枪在杀完黑道大佬之后就丢了，后来除三害用的枪是从警察陈灰那夺过来的，结局他自首的时候特意把陈灰喊到了自己面前，然后郑重地把枪还给了他。
枪是警察作为执法者的象征，是权的体现。所以在夺枪和还枪之间，我们可以视作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执法的“权”短暂发生了移交，尽管这个移交是被迫的（这也解释了大家诟病的那一点，为什么警察自始至终是游离在外的）。
在这个前提下夺枪就是夺权，还枪就是还权——审判权。
这个夺权在电影里还不是社会革命的那种夺权，导演没有那么大的隐喻野心，只是想要去呈现一种个体的自我革命——我亡命半生，临走之前，想要寻找自我价值。
当他在世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又得知自己肺癌只剩三个月寿命时，他去警局自首，发现即便自己是三大通缉犯之一，在警察这儿却仍是不被认出来的。
所以他的自我革命开始了，用这把枪带来的权力，让自己留名，做一个能被记住的人。
这是他决意除害去杀了另外两个通缉犯的根本，是一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产生的杀戮，这甚至无关善恶，只是扬名。
所以陈桂林这个角色你放到传统黑道片里是不典型的，他无关道义，更像是武侠片里的角色——找一份自恰，自己存在于世界的证明。
于是这个角色的符号意义必须先行，它用佛教里的一害去指涉陈桂林，接着反过来对这一“害”做出了新的注解。
影片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猪，蛇，鸽子”，这三样动物在佛教里被视为三毒，分别对应着“痴、嗔、贪”三害。
陈桂林自然对应的是那只猪，但愚痴代表的不是愚蠢，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盲目和不理解，痴到极致，找到价值成了他的最高优先级，所以在他的世界里秩序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短暂从它的身体里剔除掉的，也没有任何其他欲望，没有亲人，毫无牵挂，不近女色，不贪钱财（所以电影后半段他才有可能被组织洗脑“皈依”）。
全片你也看不到愤怒，就好像香港仔临死前问他为什么要杀自己，他没有回答，只是用枪敲了敲被香港仔划破的眉骨，观众很清楚报复不是他的理由，他无所谓，因为他杀他仅仅是因为他的痴，和对面的人无关，香港仔只是存在在那儿，刚好是他罢了。
剔除人性之后，陈桂林身体里只有兽性和神性。
兽性是手段。
比如和香港仔一追一逃的那段戏里，两个人的追杀和搏斗都像兽一样，用牙齿在对方脸上进行撕咬，兽性的爆发很直观地带出了血腥的观感。
陈桂林躲在隔壁的旅馆里盯梢香港仔，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但香港仔其实在他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嗅到了他，这是野兽的直觉。
神性是结果。
它在野兽一样的厮咬和屠杀里肉身成佛，这是他无意的，但却是“枪”所代表的审判必然产生的。
他从棺材里破土而出，我们已经无法用一个合理的眼光看待他，他此刻已经脱离人的身份了，他是被金箍棒选中的孙悟空，于是他成了灭妖之妖，斗战圣佛。
在圣堂里，当他杀死尊者后，听到圣堂里重新传来歌声，重返圣堂进行屠杀，做这些事时他就像一个在游戏的孩子，不是基于正义、救赎这种被创造的价值，更不是愤怒，只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该做那样的事情，这是诺亚方舟的洪水，神的审判。
他不需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一个愚痴的人自成世界，根本不需要理解太多。
比如他把小美救出来后两人有一场海边交谈的戏，小美问他为什么要杀香港仔，他问小美为什么要为香港仔做到这种程度，两个人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试图寻找一些意义，但陈桂林没有回答，之后小美问他还会不会见面他同样没有回答，因为没有意义，所以不需要回答。
所以在我眼里，电影真正的结局不是最后的死刑审判和忏悔，是他自首被押上警车前，记者问他你后悔吗，他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叫陈桂林”。
对，他叫陈桂林，他成功了，然后把权力还回去，重回秩序，就这样。
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电影的终点，建立非典型人物之后，应该服务于什么具体的表达？
这个答案在另外两害身上。
香港仔和林禄和的象征其实很明显，前者代表了蛇的嗔，后者代表了鸽的贪。并且这二人在影片中还有另外一重影射：信仰本身。
香港仔代表的信仰是通过小美这个角色表现的，小美的母亲曾经被香港仔拯救，嫁给他之后又自愿代替他去坐牢，小美也只在香港仔这里，才能得知监狱里的母亲的状况，但小美同时变成了香港仔用来性发泄的工具。
陈桂林在海边问小妹为什么要为香港仔做到那种程度时，小美说因为他是她唯一的亲人，明明自己和母亲是被利用的，但她回答的是“这份亏欠自己没办法还。”
这指向的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畸形信仰。
所以在陈桂林击杀香港仔之后，他回去重新解救小美，披上衣服，把她从被捆缚的双手中解脱出来，这同样是一种破除信仰的仪式，她不再重蹈母亲的覆辙。
更直接的还是在灵修会的那段戏里，这段戏里有着非常明显的宗教指向，尊者随意坐在中心，前面跪坐着的是信众，两边是对称排列的信徒，他对他们满口慈悲，讲解众生如何免于痛苦。
入会仪式更是大声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接着进行圣水的洗礼，木条的鞭笞，还有剃发这些再明显不过的宗教仪式，导演在把它与当代最主流的一些宗教做尽可能的重叠。
当陈桂林发现灵修会其实是邪教后，他来到圣堂手持林禄和的通缉画像对他进行审判，林禄和回答“你有计算过天灾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吗，那你有怨过天吗”——他把自己当作神在进行供奉。
但这个“神”行使的却是洗脑、谎言、贪婪和暴力，这里邪教的洗脑和香港仔对小美的洗脑，在呈现的都是导演想说的一种信仰的不可信。
这也是陈桂林在最后要被写成一个具有神性的审判者的原因之一——我自己就是神，我就是你此刻信仰的天意。
这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所以他对着尊者说如果九发子弹全部卡弹，就是天要放过他，但如果有一发子弹打中了他，那就是天要除他。所以他可以制定规则，倒数声之前可以离开，卡弹了的人可以活命，陈桂林在此时行使着真神的职责，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的手下和规则里，他代表了神的意志。
但电影的一个问题也在这里出现了。
带着这种标签的陈桂林不可能会有悔意，他应该带着心满意足走向刑场，结果电影最后陈桂林在受刑时刻突然忏悔，他说“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家”。
这对于整个人物的完整度是造成极大破坏的，当他一切的行事逻辑都在无意义的愚痴中圆满时，他的道歉到底指向何处，又有什么必要？
这个问题和这句“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家”也无意构成了另一种讽刺。
它隐约地指向了一重更大的信仰，这是片子里陈桂林夺枪之外的另一层社会，那同样是一个信仰林立的社会。
